介绍贿赂罪应当废除吗——兼议与贿赂罪共犯的区分/王大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7:41:10 浏览: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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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刑法第392条规定的介绍贿赂罪，就其存废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介绍贿赂罪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笔者将其归纳为废除说与严密说。
持废除说的学者认为，废除介绍贿赂罪势在必行，因为:介绍贿赂罪的规定语义含混不清，导致本罪与行贿、受贿罪的共犯相混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完全中立的居于第三者地位的介绍贿赂人。实际上的介绍贿赂人必然总是处于偏向一方的立场以促成整个犯罪过程的完成，因而与贿赂罪的共犯难以区分，从而影响对贿赂犯罪的斗争;立法设定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的介绍贿赂罪，化重罪为轻罪，不利于反腐败的斗争;作为对合犯的贿赂案件，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共犯发生竞合，依照刑法从一重处罚的理论，行受贿一般处罚较重，应按行贿罪共犯处罚，因而介绍贿赂罪没有存在的必要。持严密说的学者认为，设立介绍贿赂罪是为了严密法网，对于帮助行贿或帮助受贿的行为，应当排除在介绍贿赂罪之外。如果某介绍贿赂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但行受贿共犯未必比介绍贿赂罪处罚较重，因而有存在必要。
这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一行为既符合行贿或者受贿共犯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时，如何处理;其二，是否存在游离于行贿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罪。
就第一个分歧，废除说认为，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既然刑法分则将某一行为规定为单独的犯罪，即使依据总则可以构成某罪共同犯罪，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理论，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所以设立介绍贿赂罪会导致重罪轻判。严密说则认为，如果某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想象竞合，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不会导致重罪轻判。对此，笔者认为，严密说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按严密说的观点，介绍贿赂罪是为了让法网更加严密，目的是让游离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行为同样不能逃脱法律制裁。那么，介绍贿赂罪的行为就不会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发生竞合，不存在所谓的从一重处罚。
就第二个分歧而言，严密说的难点在于如何从犯罪构成上厘清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区别。一些学者主张从主观上厘清二者区别，认为在主观上贿赂罪的帮助犯仅在有单纯帮助贿赂的意思，而介绍贿赂罪则仅有介绍贿赂的故意。也有的学者提出从是否获利或如何获利来区分，“以行为人是否获得利益为标准，帮助受贿并参与分赃的，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帮助行贿并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的，成立介绍贿赂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目的在于通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行贿一方取得非法财物;而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实施撮合介绍的目的，在于从行贿和受贿双方的非法交易中获取利益或得到其他好处。笔者认为，共同利益并不是共犯理论所要求的要件，以此来区分缺乏理论的支持，与现行共同犯罪理论相悖，而且介绍贿赂罪并不以获利为构成要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地位说，即认为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帮助行为的区别就在于介绍贿赂罪中行为人处于介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第三者的地位，而贿赂罪共犯则必然倾向于一方。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就是采取该标准认定“介绍贿赂”的，其中第一条第七项规定:“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行受贿犯罪有时是一方为谋取某种利益，急于行贿;有时是一方握有权力，为获取金钱等利益而索取贿赂。这两种情况，必然存在一方主动的情况，作为行受贿犯罪的中间人也必然是在主动一方的委托下，参与、撮合犯罪，并最终完成了行贿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中间人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其必然是基于某方所托，并主要是为其服务的。即使在有多名中间人的行受贿犯罪中，中间人的地位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对于如何区分中间人的地位，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两方面内容。其一，中间人是否与受贿方或者行贿方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如果存在，我们可以认定中间人是某方的共犯。其二，行为人是哪一方面主动联系的中间人。如果中间人与行受贿双方都不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哪一方主动联系的中间人，一般认定中间人为哪一方的共犯。
综上，笔者认为，介绍贿赂罪无取消之必要。司法实践中，行受贿犯罪非常复杂，难免存在共同犯罪难以适用的情况。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打击行受贿犯罪，设立介绍贿赂罪确有严密法网之作用。
当然，现行介绍贿赂罪的立法确实存在废除说所指出的语义含混不清，致使本罪与行受贿罪的共犯相竞合，导致重罪轻判，影响对贿赂犯罪斗争。因此，应在立法上进行修订，使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犯罪共犯不出现竞合。可作如下表述:为行受贿双方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这样，基于一方主动而可能构成一方共犯的情况就可以排除在外。将介绍贿赂罪界定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也与其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相适应。如果中间人是受一方之托，游说、撮合，其难免要对行受贿方的犯意产生承担一定责任，可按行受贿帮助犯处理。而在双方均有犯意的情况，被动、中立的中间人的罪责自然要小于受一方之托，按介绍贿赂罪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持废除说的学者认为，废除介绍贿赂罪势在必行，因为:介绍贿赂罪的规定语义含混不清，导致本罪与行贿、受贿罪的共犯相混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完全中立的居于第三者地位的介绍贿赂人。实际上的介绍贿赂人必然总是处于偏向一方的立场以促成整个犯罪过程的完成，因而与贿赂罪的共犯难以区分，从而影响对贿赂犯罪的斗争;立法设定最高刑只有三年有期徒刑的介绍贿赂罪，化重罪为轻罪，不利于反腐败的斗争;作为对合犯的贿赂案件，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共犯发生竞合，依照刑法从一重处罚的理论，行受贿一般处罚较重，应按行贿罪共犯处罚，因而介绍贿赂罪没有存在的必要。持严密说的学者认为，设立介绍贿赂罪是为了严密法网，对于帮助行贿或帮助受贿的行为，应当排除在介绍贿赂罪之外。如果某介绍贿赂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但行受贿共犯未必比介绍贿赂罪处罚较重，因而有存在必要。
这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一行为既符合行贿或者受贿共犯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介绍贿赂罪的构成要件时，如何处理;其二，是否存在游离于行贿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罪。
就第一个分歧，废除说认为，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既然刑法分则将某一行为规定为单独的犯罪，即使依据总则可以构成某罪共同犯罪，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理论，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所以设立介绍贿赂罪会导致重罪轻判。严密说则认为，如果某行为同时对行贿、受贿起帮助作用，则属于想象竞合，一行为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罚，不会导致重罪轻判。对此，笔者认为，严密说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按严密说的观点，介绍贿赂罪是为了让法网更加严密，目的是让游离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之外的介绍贿赂行为同样不能逃脱法律制裁。那么，介绍贿赂罪的行为就不会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发生竞合，不存在所谓的从一重处罚。
就第二个分歧而言，严密说的难点在于如何从犯罪构成上厘清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区别。一些学者主张从主观上厘清二者区别，认为在主观上贿赂罪的帮助犯仅在有单纯帮助贿赂的意思，而介绍贿赂罪则仅有介绍贿赂的故意。也有的学者提出从是否获利或如何获利来区分，“以行为人是否获得利益为标准，帮助受贿并参与分赃的，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帮助行贿并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的，成立介绍贿赂罪。”或者，受贿罪共犯的目的在于通过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行贿一方取得非法财物;而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实施撮合介绍的目的，在于从行贿和受贿双方的非法交易中获取利益或得到其他好处。笔者认为，共同利益并不是共犯理论所要求的要件，以此来区分缺乏理论的支持，与现行共同犯罪理论相悖，而且介绍贿赂罪并不以获利为构成要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地位说，即认为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帮助行为的区别就在于介绍贿赂罪中行为人处于介于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第三者的地位，而贿赂罪共犯则必然倾向于一方。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就是采取该标准认定“介绍贿赂”的，其中第一条第七项规定:“介绍贿赂是指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
行受贿犯罪有时是一方为谋取某种利益，急于行贿;有时是一方握有权力，为获取金钱等利益而索取贿赂。这两种情况，必然存在一方主动的情况，作为行受贿犯罪的中间人也必然是在主动一方的委托下，参与、撮合犯罪，并最终完成了行贿过程。在这两种情况下，中间人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其必然是基于某方所托，并主要是为其服务的。即使在有多名中间人的行受贿犯罪中，中间人的地位也不是完全中立的。对于如何区分中间人的地位，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两方面内容。其一，中间人是否与受贿方或者行贿方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如果存在，我们可以认定中间人是某方的共犯。其二，行为人是哪一方面主动联系的中间人。如果中间人与行受贿双方都不存在特殊关系或者利益，哪一方主动联系的中间人，一般认定中间人为哪一方的共犯。
综上，笔者认为，介绍贿赂罪无取消之必要。司法实践中，行受贿犯罪非常复杂，难免存在共同犯罪难以适用的情况。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打击行受贿犯罪，设立介绍贿赂罪确有严密法网之作用。
当然，现行介绍贿赂罪的立法确实存在废除说所指出的语义含混不清，致使本罪与行受贿罪的共犯相竞合，导致重罪轻判，影响对贿赂犯罪斗争。因此，应在立法上进行修订，使介绍贿赂罪与行受贿犯罪共犯不出现竞合。可作如下表述:为行受贿双方沟通关系、撮合条件，使贿赂行为得以实现的行为。这样，基于一方主动而可能构成一方共犯的情况就可以排除在外。将介绍贿赂罪界定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也与其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处罚相适应。如果中间人是受一方之托，游说、撮合，其难免要对行受贿方的犯意产生承担一定责任，可按行受贿帮助犯处理。而在双方均有犯意的情况，被动、中立的中间人的罪责自然要小于受一方之托，按介绍贿赂罪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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