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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宪法有效实施主要依靠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今年是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为了弘扬法治精神，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律尊严，有必要探析如何加强宪法监督，构建违宪制度。文章列举了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和由孙志刚案件引发的违宪审查等宪法监督的典型案件。探析违宪审查的内涵、制度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关键词】违宪审查 宪法监督 宪政建设

现实中，刑事犯罪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贪污受贿由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双规”，构成职务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由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调解，调解不成，由法院裁决。但是违反宪法，发生宪事纠纷由哪个部门管辖，是纪委、人大还是法院？法律没有做出明确具体规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而没有宪法诉讼法，这又是立法之缺陷。
并不是说实践中没有出现违宪现象，早在十年前，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会上就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我国宪法也有规定监督制度，《宪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立法法》第90条赋于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法律法规建议的权利。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人权，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
一、违宪审查的典型案件
（一）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0年美国大选，联邦党人亚当斯总统落选，民主党人杰佛逊当选为下一届总统。亚当斯为了使联邦党人能够制约下届政府，于1801年3月4日新总统上任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先是任命国务卿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之后又借国会通过巡回法院法案时，成倍增加联邦法院法官人数，并于3月3日深夜之前完成提交参议院批准任命、总统签署、国务卿加盖国玺等法官任命的法律程序，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有些委任状还没送出。3月4日新总统上任后，命令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尚未发出的委任状。马伯里就是这批未领到委任状的人之一，等了数月后，马伯里起诉，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认为“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的”，马伯里被任命为法官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有权得到委任状。而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委任状是没有道理的，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开创了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违宪审查先例。
（二）山东齐玉苓案。山东省滕州八中学生齐玉苓，1990年考上中专，被济宁市商业学校财会专业录取。同班的陈晓琪落选，当录取通知书寄到村委会时，被身为村干部的陈晓琪之父冒领。陈晓琪便冒名上学，毕业后分配到滕州市银行工作。1999年才案发，齐玉苓得知真相后，把陈晓琪及陈克政（陈父）、滕州八中、济宁商校、滕州市教委作为被告，向枣庄市中院起诉。法院以冒名侵权为由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五被告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5000元，但一审判决否认其受教育权被侵犯，齐玉苓不服上诉。二审期间，省高院也感到为难，于是请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应适用《宪法》第46条，并专门作出批复。2001年，山东省高院终审判决：责令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责令五被告共同赔礼道歉；共同赔偿齐玉苓经济损失48045 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
（三）广州孙志刚案。2003年3月17日，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街头被收容，原因是未带身份证、暂住证，并跟黄村派出所民警吵架。第三天，他死在收容所。媒体报道后，举国震惊。该案触痛了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家的心，他们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国务院1982年颁布的《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此后，也有部分法学专家不断反映同样问题。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得于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使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阶段。同年6月20日，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通过《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4年修宪，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由于宪法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违宪与侵犯人权的案例不少，除了上述三个典型案件外， 2008年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又被同学王佳俊假冒，“狸猫换太子”再次翻版；还有安徽芜湖张先著乙肝歧视第一案；农村选举中，普遍存在的拉选票、破坏选举案；某村干部发动一百多个小学生挨家挨户搜查丢失的电视机，构成非法搜查罪；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转发不良微博被劳动教养案…….我们不能总是用悲剧性的个案来推动法治进程，而应该事先做好制度设计。
二、违宪审查的内涵及制度缺陷
（一）违宪审查制度的概念意义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政府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的制度。违宪审查与司法审查、宪法监督有联系又有区别。加强违宪审查意义重大，有利于保障人权和改善民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权威和统一，有利于限制公权，防止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宪法》、《立法法》和《监督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违宪审查机关，大家知道，全国人大每年才开一次会议，会后代表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不便集体讨论议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立法任务繁重、专业性强，无力顾及宪法监督。没有时间和精力审查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工作，但是每个委员会都分管着不同的事项，具有不同的职责。缺乏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统筹。宪法法律授权不够明确，难以操作。
2、缺乏违宪审查的程序规定。违宪审查程序是指违宪审查主体在行使违宪审查权时，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和时限等。我国宪法虽然有规定违宪审查的内容，但是缺乏审查的程序规定。使得审查机关开展工作时，在实体上有法可依，在程序上依据不足。2006年，全国人大虽然有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制定《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但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发展需要。
3、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较窄。依照《立法法》规定：有权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两高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人只有建议权，没有启动权。这样限制了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不利于公民权利的行使，实践中，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多是法学专家。
4、违宪审查的范围较窄。违宪审查的范围应当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几个方面。但是从现行宪法规定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对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而对于如何监督行政行为、司法行为及违反宪法行为，《宪法》、《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或者法律条文非常模糊，也缺乏救济途径，不利于维护宪法权威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具体对策
（一）设立配套的宪法监督机构
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由普通法院主要是最高法院或者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②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主要是行使违宪审查职责；③把现有的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保持原有职权的基础上增加违宪审查权。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在宪法监督中的作用，确保违宪审查的权威性。三种观点各有利弊，应该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委员会，设立宪法委员会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符合我国的国体与政体。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许崇德教授所说：“宪法委员会既具有宪法法院性的司法机构的性质，又是一个充当总统法律顾问和咨询性的政治机关”。与此相配套，在司法机关最高法院中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在基层法院设立违宪审判庭，专门受理公民提起的宪法争议案件；在最高检察院和地方检察院中设立宪法监督室，在各级政府机关法制办公室设立违宪审查科。“一府两院”向人大负责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监督。
（二）制定专门的《违宪审查法》和《宪法诉讼法》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应当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体由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制定立法规划，召集法学专家，着手研究制定专门的《违宪审查法》和《宪法诉讼法》，
将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化、规范化，明确规定违宪审查的主体及其权限、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以及受案范围和方式，审理违宪的具体程序，特别是要建立完善违宪诉讼制度。明确规定违宪审查的裁决、执行程序与责任承担等相关法律问题。
（三）明确宪法委员会组成和人员任命
宪法委员会的组成由全国人大主席团提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家主席任命；同时明确规定成员资格，应当从从事法律工作20年以上的高校教授、执业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中遴选，除了专家学者外，当选后不得再兼任原来的人大、政协与司法工作。宪法法庭的庭长必须具有法学或政治学硕士学位，年满40周岁的人担任。为了确保机构人员稳定，规定宪法委员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
（四）明确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权：一是审查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合宪性；二是审查有宪法争议的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是否违宪；除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外，应当允许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公民个人拥有提案权或者建议权，特别要鼓励公民个人多提出合理化建议，体现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三是解释宪法，解释宪法与违宪审查密不可分，宪法委员会实施违宪审查时，首先要拥有宪法解释权，才能做出合法、公正、权威的解释；四是接受有关宪法问题的咨询，相关部门在工作中遇到重大法律或者政策难题时，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咨询，由其作出书面答复，出具《审查意见书》。五是审查公约与条约，对于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公约和与外国政府签署的双边、多边条约，进行合宪性审查，符合条件的，报经委员长批准生效。
总之，现行宪法已经实施30周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已经取得成效。加强宪法监督，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与时机基本成熟，呼吁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早日出台《违宪审查法》和《宪法诉讼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实现宪法价值，树立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障人权，加快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胡肖华.宪法诉讼原论[M].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 石磊.宪法的司法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 季卫东.合宪性审查与司法权的强化[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4、 胡锦光.违宪审查比较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焦洪昌.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J].政法论坛2003（2）.

作者：洪碧华，男，中共漳州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副主任、法学副教授。

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冯春明

[内容提要]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本文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的警检关系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以探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监督机制之途径。


刑事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活动的极易损权性决定了刑事侦查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我国《宪法》第129条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权，《刑事诉讼法》第87条亦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活动中的立案监督权。但是，目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运行，尚处于磨合阶段，有许多尚待梳理、完善之处。因此，笔者拟以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就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做一探析。
一、立案、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行使立案、侦查监督职责时的难度非常之大。同时由于现有监督制度的缺失、监督权限的困锁，加之法律监督价值取向的过于理想化，导致各地程度不同的存在监督的形式化、空洞化，以致出现监督不力、纠正违法不到位，及由于过分强调监督的数量而出现监督质量不高、不应当监督的案件被监督，应当强化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的情况。
（一）立案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由此可见，我国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对象仅限于有立案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但实践中我们发现，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是有其局限性的，如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违法案件中，已涉嫌犯罪的案件，由于行政执法部门未依法移交立案，公安机关则难以启动立案程序。另外，目前的立案监督活动还存在获取立案监督线索难度大和立案监督的范围过宽、过乱的问题。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活动中，对负有立案职责的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接警记录、相关案卷，缺少查阅、调取的法律依据，以及由于对立案监督界限的模糊认识，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对公安机关尚未发现犯罪事实，本属于侦查监督部门新发现的案件线索，不该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却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等问题。
由于出现不该监督而监督的情况，致使立案监督的数量上升、质量下降，甚至导致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效果的质疑，致使侦查监督部门将立案监督的范围局限在对“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的监督上，从而又使众多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得不到有效监督。
立案监督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程序问题，凡符合立案监督条件的案件均应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立案监督活动同其它法律活动一样，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笔者认为：立案监督过程中出现上述情况，是我们对“立案监督”实质内涵理解认识上的偏差所致。因为《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的应当进行立案监督的案件，已经明确的界定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等“不作为”或枉法不追诉的问题，其监督范围并不是仅限于“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若仅将立案监督限定在“重大案件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范围之内，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将难以实现。同样将不应当实行立案监督的案件纳入立案监督的范围，也势必引起立案监督的混乱，甚至导致对人权的侵犯。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侦查监督过程中，通过审查批捕、提前介入的监督方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一是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仅限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其他案件难以纳入侦查监督的视野；二是由于审查批捕过程中的监督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一般不会自案卷中得到反映，因而导致监督活动的被动性。另外，批捕后由于缺乏跟踪监督的措施，使侦查监督活动事实上处于失控状态；三是介入侦查带有局限性和盲目性，所谓局限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介入侦查”线索来源的局限性，因为决定是否提前介入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来源于公安机关拟提请批准逮捕的重大疑难案件。所谓盲目性系指侦查监督部门，在尚不掌握公安机关立案底数和案件性质及强制措施适用的情况下，导致“介入”方向的盲目性。四是法律对“介入侦查”缺乏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如介入后如何引导侦查、如何实施监督，及监督的程序、措施等均未有明确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的介入流于形式；五是现行法律对侦查监督权缺乏硬性的规定，即使发现侦查机关的活动中有违法行为也难以得到纠正，如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已经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变更逮捕措施不当的，检察机关缺乏予以纠正的程序和权力。《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因此，接到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即使发现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不当，也无能为力，即使检察机关事后发《检察建议》予以纠正，但为时已晚，更何况《检察建议》仅是建议而已，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再如公安机关立案后无法定理由终止侦查的，侦查监督机关亦无硬性措施依法予以重新启动侦查程序。
传统的审查监督模式，尽管可以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但该监督模式仅局限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而且是事后监督，在有些方面已经于事无补。而且就监督的内容而言，也是很不全面的，受制于案件审查的局限性。如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有无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有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有无不应当撤案而撤案”、“有无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是否存在“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的情形等，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另外，就司法实践而言，侦查监督的运作及其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以及检警之间对检警关系的认识、理解和把握。
二、侦查监督活动中的检警关系
侦查监督涉及检察权与侦查权之间的运作、协调关系，即检警关系。当前世界上存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检警结合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检察官对司法警察享有领导权、指挥权，检察官主导案件的侦查程序。这一模式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目前以法国、德国为主。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警察职权，由本篇所指定的官员、公务员和行政职员在共和国检察官的领导下进行”。在德国，侦查始终被认为是检察官的职权，司法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其《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由检察机关主导侦查程序；第163条规定，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只能作出“不允许延误的决定”，对自己的侦查结果应“不迟疑地”送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进一步侦查。
在该种模式下，侦查权就是检察机关本身所具有的职权，故而侦查监督就不会以外部形式表现出来。其优势在于使国家行使追诉权享有极大的主动性，从而让检察官参与并指挥侦查活动，以达到使检察官准确地作出是否予以起诉的目的，体现了诉讼过程的合理性、便捷性。缺点在于检察官对案件不可能事必躬亲，不能参与并指挥每件案件的所有侦查活动，有时的决策不一定正确，影响了警察的侦查积极性。
（二）检警分立模式。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检察机关不介入侦查程序，不对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对侦查机关的影响甚微，例如检察机关认为被移送的案件证据不充分时，可以要求补充侦查，如果警察机关不同意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不能干涉这种自由裁量权，予以制裁的方式只是结束案件的诉讼。明确区分侦查权和起诉权是英国皇家检察院赖以建立的原则之一。①美国、加拿大也基本采用此制度。
该种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同时也使得检察官对案件的审查更为客观，缺点是难以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快速实现，妨碍国家追诉权正确有效地行使。检察官难以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只能在侦查机关提供的案件材料和证据基础上决定是否起诉。为改变检察官没有侦查权、监督权的被动局面，在最近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开始向警察部门派遣律师，以便在收集证据上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但只是具体的司法实践探索，没有立法规定。由此可以发现，该种检警模式下，因侦查权与检察权互不干涉，检察机关无法客观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
（三）检警混合模式。混合模式是检警结合和检警分立的结合体。目前以日本为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日本法律规定，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和警察应相互协助；同时在侦查程序中，检察官是具有参与权和指挥权的。因此，在该种模式下，是不存在侦查监督的。这种模式能很有效地避免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在侦查案件中，总体上保障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司法警察的独立性。
与上述三种模式而言，我国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独具特色。在案件的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法院分别行使侦查、起诉、审判的职权；由于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检警关系主体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检察官与警察各司其职，均保持有很大的独立性，公安机关负责绝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检察机关只就少数由法律规定的几类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没有领导指挥权。2、检警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具体表现在检察机关中侦查监督部门的三大职责：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查批捕；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有异议时，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这是根据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及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确立的。
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一分为二，成立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2000年这两个厅又分别更名，将审查批捕厅改名为侦查监督部门，并规定其职权分为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对公安机关及本院自侦部门的侦查活动的监督、审查批捕三部分。说明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有了重新的认识和提高。侦查监督工作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前世界上存在的检警结合模式、检警分立模式、混合模式等既有其可行之处，也有其弊端。鉴于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笔者认为，我们应依据我国宪法，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关系，即“检警配合、制约模式”。需要说明的是： “检警配合、制约模式”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制约”，因为“制约”才是“检警配合”的最好形式，检警之间只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更好地体现检警之间的配合关系，从而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进而达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三、侦查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侦查监督系指监督机关对刑事侦查行为实施法律控制。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将刑事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环节，因此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刑事立案监督和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前者是在侦查权的发动以及侦查程序的开启上实施的监督，而后者则是就立案后的侦查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因此可统称为侦查监督②。笔者赞同以上观点，因为立案与侦查毕竟处于诉讼前、后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将侦查监督分为广义的侦查监督和狭义的侦查监督，这既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又便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运作。
所谓广义的侦查监督，它包括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刑事立案的监督两部分，其说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活动的内容就是检察权行使的内容；狭义的侦查监督则不包括立案监督，它是就侦查过程实施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它有利于侦查监督活动的具体实施。
（一）立案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首先，笔者认为，我国司法界对立案监督的范畴的界定值得商榷，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将检察机关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范畴，司法实践中亦将“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纳入“立案监督”的同一框架之中。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而实施的监督。立案监督，即侦查的发动，它是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而实施的监督。另外，就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段而言，刑事立案监督活动开始于刑事诉讼程序启动之前，结束于刑事立案之后，目的是为了解决侦查机关有案不立的问题。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则表现为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办案，使“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被错误地纳入了刑事诉讼轨道。此时，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已经开始，其在客观上已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然，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实施监督和纠正，才能实现法律监督的效果。同时，鉴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活动开展于侦查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问题，只有通过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的监督才能发现和解决。再者，尽管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行为看似属于“立案”的范畴，但立案后其侦查活动已被合法化，当事人已被错误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其人身权利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始于侦查监督环节，此时若不将其纳入侦查监督范围运作，将使侦查机关已有的侦查活动游离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外，单一地纠正公安机关的“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只有通过侦查监督活动才能有效地纠正和解决侦查机关违法立案、违法侦查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根据这一规定，一是具备两项条件可以立案。其一是有犯罪事实，即立案的事实条件；其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立案的法律条件。二是根据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对已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立案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监督，它是刑事诉讼程序启动前的监督。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案件发生后，纳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法定形式，是侦查机关就案件事实所作出的立案决定。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的范围，应注重从侦查机关行使立案权力方面予以设计和界定，以解决公安机关有案不立，受害人状告无门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活动的时间段，应界定在刑事案件发生后至公安机关立案前，立案监督的案件应界定在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进而明确立案监督的时间和范围，使已发刑事案件及时纳入刑事诉讼轨道。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所谓“不立案”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对案件的定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准而“未立案。”如是强奸还是通奸、是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等；二是由于尚未发现犯罪事实而“未立案。”如被害人未到公安机关报案、行政执法部门未向公安机关移交案件等；三是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如为了提高“破案率”和减轻破案的压力而“不破不立”、为使犯罪嫌疑人免受追诉，徇私枉法“不立案”等。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二种情况检察机关不应实行立案监督，因为公安机关在主观上并不具有“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故意，其不应被视为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上述两种情况，检察机关受理举报或发现犯罪事实后，应作为案件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并共同就案件的定性进行分析和把握。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立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应启动立案监督程序。第三种情况应属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范围。因为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直接阻碍了诉讼程序的启动，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上述情况说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应界定在公安机关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之内，检察机关只有将立案监督明确锁定在 “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范围，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监督效果。
另外，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的监督途径而言，有效地掌握案件的第一手材料是实施立案监督的前提，除在审查案件、受理群众来访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外，走访调查、调取案卷及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是发现立案监督线索的有效途径。但落实上述问题，特别是侦查监督部门初查权的配置、“调取案卷”和“对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全面掌握”等，尚缺监督权及其程序设计上的支持。面对公安机关的“不破不立”、枉法“不立案”等情况，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必要的初查权和刑事案件侦查权，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取侦查机关相关案卷、调取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报案记录的权力，以及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给予纠正和对职务犯罪进行初查的权力。同时对于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的问题，亦应当纳入立案监督的范畴，因为行政执法部门不移交刑事案件，直接阻却了刑事诉讼的启动。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要求行政执法部门说明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理由不能成立的，检察机关应通知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检察机关向行政执法部门发出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通知书》与向公安机关发出的《立案通知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公安机关接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应当立案。因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是立案监督的延伸，但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作进一步的规范。
（二）侦查活动监督的界定与运作
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专门法律监督③，其目的是确保侦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司法公正。侦查活动监督，其对象包括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中的自侦部门。因此，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及侦查权的行使均应纳入被监督的范围。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从广义上讲，应自侦查机关立案始至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止，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均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但是，鉴于公诉审查阶段的监督属事后监督，明显带有滞后性，因此，笔者认为在侦查监督时间段的界定上，要注重强调“同步监督”的效果，应将侦查机关立案至侦查机关侦查终结这一时间段，作为侦查监督部门实施监督的时间段予以界定，这样更便于对侦查监督机关的职责和监督程序进行设计，也便于侦查监督部门有效的实施监督。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可概括为下列五种途径：一是传统的审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审查案卷、复核证人、提审犯罪嫌疑人等手段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施监督。二是宏观监督。即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情况的全面掌握，以求达到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它涉及对公安机关立案前、后的所有案件侦查流程的宏观把握。三是介入侦查监督。即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通过介入侦查实行监督。四是通过受理有关的控告、举报线索进行监督。五是跟踪监督，即对批捕或不批捕的案件，关于强制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对侦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的监督。
侦查监督活动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全过程，目的是防止和解决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违法办案，侵犯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及违法变更强制措施、枉法不追诉等问题。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侦查活动的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1、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2、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3、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4、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5、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6、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7、在侦查活动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8、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孳息的；9、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10、违反羁押和办案规定的；11、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的④。
笔者认为，将上述十一种情形纳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对无法定理由“立案后终止侦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当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因为“立案后终止侦查”事实上就是对犯罪的放纵，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的侦查，直接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公安机关撤案问题应有明确的界定，因为，所谓“撤案”系指公安机关经立案侦查后，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所做的撤案处理，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的撤案，即公安机关经侦查认为案件事实不能成立而撤案，该种情况公安机关应当撤案；二是对“人”的撤案，即经侦查或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及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而撤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作撤案处理并不意味着对案件作撤案处理，公安机关对尚未破获的案件有继续进行侦查的义务，不能因此而撤案。目前侦查监督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侦查监督的范围问题，而是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和完善问题。然而，若完善侦查监督权的配置，必须对监督范围有明确的界定。
笔者认为，侦查监督的核心内容是对侦查程序的监督，因此“不应当撤案而撤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违法使用、变更强制措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及“立案后无法定理由中止案件侦查”等，应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点。因为，刑事诉讼活动只有寻求程序公正，才能实现实体公正，侦查监督只有立足于程序监督，才能确保侦查活动的公正性和实体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实体公正将无从谈起。另外，只有以程序监督为核心，才能在侦查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寻求“同步监督”的效果。
所谓“同步监督”，是相对于“事后监督”而言的侦查监督活动，系指侦查监督部门自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至侦查终结期间，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所实施的监督。其同步性表现为：侦查监督活动与侦查活动的同步性、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的同步性。
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系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活动程序合法性的监督，是侦查监督活动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侦查监督部门应将侦查程序监督作为侦查监督活动的重中之重，并将其建立在与侦查活动同步、宏观监督与微观监督同步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侦查监督权的配置上应有所突破，如建立公安机关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及撤案备案制，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立案、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或撤案后，应向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备案，从而，使侦查监督部门从宏观上掌握公安机关的侦查情况和侦查动态，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监督。同时赋予侦查监督部门调阅案卷（包括副卷），跟踪监督的权力，建立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的抽查机制，强化纠正违法的力度，如针对公安机关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情况，可发出《立案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重新立案；对公安机关违法取消、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有权予以纠正；对公安机关应当移送起诉而不移送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有权通知其依法移送；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及其它违法行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有权进行初查或侦查等。
另外，为给侦查监督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应将侦查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侦查监督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情况，作为职务犯罪构成的情节来考虑，并在立案的标准上加以规定。如对枉法不追诉案件可规定：对明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立案而拒不立案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枉法不追诉罪立案；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立案监督程序，通知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而拒不移交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立案；对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的情形，检察机关按照侦查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后，仍进行刑讯逼供的，对其直接责任人以涉嫌刑讯逼供罪立案。同时，制定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规程，并赋予检察官必要的侦查指挥权，即从法律监督角度设计的，经严格限制的“有限的侦查指挥权”，以确保侦查监督权的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侦查监督活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侦查监督权配置和完善则是检察机关实施侦查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理解和把握侦查监督的实质内涵，科学界定侦查监督权是做好侦查监督工作的基本要求。通过立法完善法律监督制度，是维护司法公正、有效地惩罚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①王晋、刘生荣.英国刑事审判与检察制度.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