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马其顿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其顿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６月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其顿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提高投资者的商业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协定项下，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包括，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和质权；
（二）股份、股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法律所赋予的或依法在合同项下取得的特许权，包括勘探、耕作、提炼或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系指，在缔约任何一方，
（一）依照该缔约一方法律具有该缔约一方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该缔约一方法律法规组成或设立、其住所位于该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法人，包括公司、组织和商号。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资本利得、利息、提成费或其他收入。
四、所投财产形式上发生的任何变化不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五、“领土”一词系指缔约一方的法律所规定的领土和依据国际法该缔约一方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毗邻区域。
第二条 投资的促进、接受和保护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应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的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三、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给予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受到全面的保护和保障。在不影响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缔约各方同意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对其在缔约前一方领土内的投资的管理、维护、使用、享有或处置、扩大、清算不应采取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缔约一方应遵守其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第三条 投资待遇
一、缔约任何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或收益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投资或收益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给予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管理、使用、享有或处置、扩大、清算其投资方面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三、作为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补充，缔约任何一方按照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尽可能给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投资予其给予本国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四、本条第一款到第三款的规定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将基于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同盟、有关避免双重征税或便利边境贸易协定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优惠或特权同样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
第四条 征收
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应被征收、国有化或采取与征收、国有化具有同等效力的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为了与该缔约一方国内需求有关的公共利益，依照其国内法程序，并且给予合理的补偿。该补偿应等于征收发生前一刻或即将发生的征收为公众知晓前一刻被征收投资的市场价值，应包括自征收之日至支付之日的以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计算的利息，其支付不应被不合理的迟延，并应有效实现和自由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迟延自提交有关申请开始计算，并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五条 损失补偿
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因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暴动、叛乱、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给予其的待遇，如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赔偿，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该支付应能自由转移。
第六条 转移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的规定允许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资本和为维持和发展投资而追加的资金；
（二）资本利得、利润、股息、利息和其他收入；
（三）投资的全部或部分出售或清算所得；
（四）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五）提成费和费用；
（六）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
（七）在缔约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工作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八）本协定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补偿。
二、上述转移应按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官方汇率进行，前提是向该缔约一方应履行的所有财务义务已履行完毕。
第七条 代位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提供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做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一方或其机构，并承认缔约一方或其机构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该投资者原有的权利或请求权。
第八条 缔约双方的争端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应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该第三名仲裁员应由缔约双方任命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职责，应请国际法院中非为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下一位最资深法官做出所需任命。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仲裁庭应依照本协定的规定以及缔约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做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做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及其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投资者与缔约一方间的争议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量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果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则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或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前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一方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则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做出必要的委任。如果秘书长是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该项职责，则应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非为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下一位最资深官员做出所需委任。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六、仲裁庭的裁决应以多数票做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双方承担根据其各自国内法律执行上述裁决的义务。
七、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为缔约双方所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八、争议双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其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其余的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十条 其他义务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比本协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协定适用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磋商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之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做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斯科普里举行。
第十三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本协定第一条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有效十年。
双方政府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９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马其顿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马其顿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山 在 兹拉特卡·波波夫斯卡
（签 字） （签 字）
完善中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专门法律解释机关的思考
罗心心
【内容摘要】在中国，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由于在其主体的确定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实践中也凸显 出种种弊端。本文从法律解释的定义?目的，分析中国法律解释的模式以及实践中法律解释的弊端出发，提出暂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及关于建立专门法律解释机关的思考，旨在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
【关键词】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的主体 专门法律解释机关
学者常说法律解释是一个变色龙。中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一部法律一被制定出来就远远落后于一个时代。法律解释能够克服法律的滞后性，增强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然而，人们在谈论中，似乎解释不过是寻找和发现立法者心目中的含义，而不论这种含义是多么的含混不清和深藏不露，却还是被当作一种真实并可以确定的已有之物。有时司法过程确实就是这样，但经常又不仅仅如此。在赋予一个制定法以含义时，确立立法意图也许是法官的最小麻烦。”【1】
然而法律有其滞后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法律的不确定性源于：第一，语言的不确定性。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条文制定者有意识地使用模糊含混的语言；第二，社会生活的变化使法律条文的实体内容过时；第三，法官等适用法律的人员基于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因素而对法律产生不同的解释；第四，其他诸如政策、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等社会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2】稳定性是法律应该有的一个品质，而且，由于法律推理实际不具有形式主义者规定它具有的那种保证意见一致的力量，因此，如果法官思想相像，确实更容易获得法律的稳定，而如果法官的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同质，他们的思想也就更可能相像。【3】另外，就我国而言，制定法还具有客观性。
一方面，由于法律的稳定性?滞后性和客观性使法律解释成为一种必要；另一方面，法律的不确定性又使学者们对法律解释的含义?目的?法律解释权的归属等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
一.法律解释的含义
实用主义者认为W.H.奥登在其《纪念W.B.叶芝》一诗中描述的诗歌解释与制定法的解释很贴切：“死者的这些语词/在生者的内心修改”。法律解释在此可以描述为“生者的内心修改”，何谓“生者”，何种“修改”？对法律解释含义的理解，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
中国学界对法律解释的概念主要有七种，分别如下：
第一.“阐明法律或国家政权的其他文件的意义与内容，即称为解释。在将法律或其他文件适用到具体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法权进行判决的案件上时，就应该对这一法律或其他文件进行解释。”
第二.“法律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定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第三.“法律解释同法律的实施、执行和适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法律解释就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政策、立法意图和法律意识对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含义作必要的说明。”
第四.“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
第五.“法律解释是指对特定法律规定含义的说明。”
第六.“法律解释乃是法适用之不可缺少的前提，为了解决具体的案件，必须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这种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亦即广义的法律解释。”
第七.“法律解释是动态（行为与过程）、静态（法律解释制度）和技术三者构成的统一整体。”【4】
笔者比较赞同第六种定义，法律解释应该是先于或者同时产生于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需要。同时，法律解释应该更多地考虑立法意图，而不是仅仅从解决具体案件，或者说为了急切惩罚某种不正义的行为而草率作出。尽管探索立法意图的过程是比较艰难的。“解释是个神秘的过程，完全不同于逻辑和科学观察，但这一点本身并不对法律的客观性构成挑战。”【5】奥古斯丁也说过，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6】果真如此？就司法解释而言，由于法官解释的自由裁量的存在，解释难以完全摆脱其“神秘性”，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司法解释有多么的不可认识。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也要受到一个合理构架的约束，因此解释活动还是可以认知的。
二．法律解释的目的
美国解释目的的三种学说：
1.主观说：解释的目的应该是发掘立法意图，但对于如何确定立法意图又有争议。
2.文本说（textual theories）——客观说，就是按照文本的明白含义进行解释。
3.动态说（dynamic theories ）——指对法律进行与时俱进的解释即解释者在适用法律时是在作价值选择。
以上的三种学说各有利弊：首先，主观说忠实于最初的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但是却容易发生对立法意图的理解偏差，而且操作性较弱。立法意图决定法律，法律反映立法意图，这是一种推定。其次，文本说较主观说表面上更忠实于条文本身，但是会造成对法律的机械理解。再次，较前面两种观点，动态说中的法官在解释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没有约束，可能也会发生法官对解释权的寻租等问题，尤其在我国。
波斯纳对法律解释目的的分析：
法官不能请示立法者，他没有时间、气质和训练来对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进行全面调查，这种调查只有职业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科学家才会进行。【7】
解释是一个含混的、总体的、甚至是没有边界的概念，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完全摒弃“解释”这个词，代之以实用主义地谈论在制定法和宪法案件中有关司法功能的不同竞争性进路会带来什么不同后果，一种进路是强调法官的自由，另一进路是强调法官作为治理结构中的下级官员的责任。【8】
霍姆斯对法律解释目的的分析：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一种很有影响的字面含义进路：“我们要问的不是作者的含义，而是在这些词使用的环境中，在一个普通的说英语者口中这些词会有什么含义。”【9】
霍姆斯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宪法创制者当时心中的精神图像，而是他们所寻求予以保障的利益和防止的邪恶。含义取决于语境，同时也取决于句子的语意以及其他形式特点。在确定含义时，要努力避免与世界上的事物揽和，波斯纳认为这是霍姆斯的一种令人奇怪的形式主义的托词。【10】
我国法律解释的目的：以客观解释为基本取向；以主观说为补充。
三．中国法律解释的模式
中国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在我国，法律解释是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国家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拥有法律的超级解释权，即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脱离案件事实而对法律进行一般性解释，可以通过一般性解释而扩张，限制补充和制定法律。
我国学者张志铭认为，我国的法律解释具有本土特色。他认为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的裁判者普遍脱离，它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在审判领域，只有最高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这与法律解释一般是指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项活动，它附属于裁判权，是裁判者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有权裁判就有权解释相矛盾。【11】
我国解释体制的基本特点或基本构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 集中行使。主要存在于部门领域内部，即由不同领域的职能主管部门统一行使本领域的法律解释；
第二， 分工负责。主要存在于部门领域之间，包括纵向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司法、行政；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相互间的分工。
第三， 立法部门，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
四. 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确定及不足
从以上不难看出，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在法律条文规定上限于全国人大常委、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宪法由全国人大常委行使，具有专属性；解释法律则不具有专属性。从法律解释的主体在法律条文规定上可以知道，法律解释体制呈现比较统一的格局（可能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在决议后，随着解释权主体的扩大，法律解释体制被不知不觉由单一格局转变成一种多元格局。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危险的，有可能严重妨碍国家法律统一适用。
笔者认为，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确定存在以下的弊端：
.从立法解释的角度而言，众多学者产生了很多疑问：
立法解释有可能因为没有约束而超越法律解释的基本范围进而越过国家立法机关对宪法和法律的修改权；全国人大常委的法律解释权长期形同虚设甚至实际旁落（工作效率低下，对立法解释的不重视等）；以及各种违反法律解释权专属性的做法等。
.从实施者解释的角度而言，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在此处主要讨论司法解释）也面临相当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