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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一样，而对于这些行为首要的要求便是权利不得滥用。为此，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做出严格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30条明确规定了自助的限度。我国《民法通则》虽没有明文规定自助行为，但其他法律却潜在规定了自助行为，比如《物权法》第230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一般来说，自助行为都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存在对权力人的权利侵害。理发不给钱是侵犯了理发店的财产权；上车不买票被赶下车或者扣留在车上，也是因为侵犯了车主的财产权；某人要被他人殴打而逃走，也是为了避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如果将这种观察上升到从民法理论的角度，可以看到：自助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基于他人对自己的权利侵害，是基于合法的请求权而为的一种行为。一般的支配权意义上的行为并不是自助行为，比如自己吃饭、穿衣等等虽然有“自助”的含义，却并不属于权利救济的范畴，所以并不属于自助行为。
　　第二，来不及公力救济。之所以自助行为可以不违法，不构成侵权，就在于公力救济保护不够，需要私力救济的补充。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情况紧急或者有关管理机关正在假日，无法寻求公力救济。比如，债务人在国内欠有大额债务，马上就要登机了。如果可以马上通知有关机关自然可以不采取自助行为对债务人的人身加以拘束，可是正值夜间，无法及时通知警察机关则可以采取自助行为。当然，对于这种“时机紧迫”的判断需要当事人自己尽足够的斟酌义务，由其自己承担判断失误的法律后果。
　　第三，不采取自助行为，以后很难实现请求权。市场卖水果的摊主如果非要等别人拿了两个苹果逃后到公安机关报案，不仅得不到公安机关的支持，还会自己劳心费力找不回西瓜。一旦不采取自助行为，以后就很难实现权利。特别需要强点的是：“事后很难实现请求权”与“时机紧迫来不及公力救济”是不同的。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情况紧迫，债务人马上便会离开，甚至离开后很难实现自己的权利。可只要以后还有实现权利的足够可能，并不发生自助行为的合法性。
　　第四，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采取自助行为的情况很多，要一一列举很难。我们一般可以通过习惯来判断其方式是否恰当。比如不得把吃霸王餐的人绑起来，也不得殴打理发不给钱的人。德国的法律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一般将这种方式以程度来限定，更多的将判断的尺度交给当事人。虽然略显苛刻，不过也是不得已而采取的规定。
　　自助行为的范围和限度都是同请求权紧密联系的。请求权是指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它可以是基础权利，也可以是派生权利或救济权利。如合同履行请求权属于基础权利，侵权行为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救济权利，是受侵害的基础权利派生的。请求权的行使，一般都不是以公力方式，而是直接向相对人提出。也正是由于请求权的这些特性，所以自助行为才成为私力救济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与自卫行为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相比。自助行为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自卫行为却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也可以保护他人的权利。所谓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只可能构成自卫行为，绝对不会构成自助行为。所以，我们分析自助行为，必须与请求权相结合。上文已经谈到，自助行为的适用条件包括权利受到侵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权利受到侵害均能够采取自助行为，只有非法侵害才可能采取自助行为。不仅如此，自助行为的采取还必须等待请求权产生之后。否则，只能构成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自助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同，后两者是危险正在发生，为防止合法权益免受或少受不法侵害而为的行为，其紧急程度远远超过前者，故而允许第三人实施自卫行为，而自助行为发生的前提是不法侵害行为己经结束，仅仅是不法状态的延续，如果仍然允许他人代为实施必然会增加争端的可能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如果第三人是受权利被侵害人的邀请而为的帮助行为，则因其行为是依附于一方而实行，具有从属性，因此是可以被允许的。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 亮
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

奚玮1 余茂玉2
（1、241000 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
2、710063 西北政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 要：只须就诉讼标的有确认的利益即可提起否定性确认之诉，就可以成为适格的原告；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就争议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之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关键词：否定性确认之诉；当事人适格；举证责任分配
Evidential Obligations Allocated in the Eligible Parties in the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s
ABSTARCT: If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 hinges upon the confirmed interests embodied by the objects of the case, the plaintiff may be eligible. Reversed evidential obligations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s. The defendant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litigious rights and relations.
KEYWORDS: negative confirmation suit；eligible parties；allocate evidential obligations

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诉。以原告请求确认争议法律关系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争议法律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为依据，确认之诉又可进一步分为肯定性确认之诉（或积极的确认之诉）和否定性确认之诉（或消极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作此分类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诉方当事人是否定还是肯定的确认主张的掌握，明确该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举证责任范围和证明方式，从而有利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对于肯定性确认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及其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和实务界异议都不大。但对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当事人适格与举证责任分配立法上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因此出现一定的混乱。我们现就此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
否定性确认之诉中的当事人适格
“起诉者为原告”是确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民事诉讼而言，在通常情形下，是由权利人作为原告依据《民法通则》等实体法的规定提起诉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不允许义务人就与权利人之间的争议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领域，实体法是判决民事主体权利义务归属的裁判规范，只要民事主体对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归属有争议，都可以要求法院适用民事实体法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法律上的确定。因此，从实体法律关系的确定方面考虑，无论是权利方还是义务方都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对适格当事人的判断不是看该当事人是不是该被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看该当事人对该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解决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要求法院确认他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实体法律关系，因此，要求原告和被告是发生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与这种诉讼的性质相悖的。在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只须就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确认的利益，就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而被告只要与原告对作为诉讼标的的实体法律关系有争议，就能够成为适格的被告。
否定性确认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
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其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或者某种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譬如甲认为乙损坏了他家的房屋，而乙否认自己实施了这一行为，为此，甲经常去乙家无理取闹，要求乙赔偿，乙无奈为求得安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甲所主张的侵权事实不存在。该类诉讼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这是法院面临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从整体意义上说，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证据的收集、调查、提供方面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因而，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和被告都有可能对相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实体法的适用与举证责任分配的关系而言，不论是权利人作为原告，还是义务人作为原告，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变化，都不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因为举证责任是法律预置的，与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诉讼行为没有关系。
关于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这两条规定均未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仅揭示了主张(诉讼请求和反驳)和举证的关系。事实上，关键的问题是，当事人究竟对案件中的何种事实应当主张以及是否负举证责任?上述两条规定均未给出明确答案，而这正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性问题。
前引案例中，若由乙举证，难度较大，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因为该诉之提起仅是基于对甲所主张事实的否定，原告较难证明其未侵害被告的利益。乙只应负有举证证明甲(即被告)曾提出了“乙损坏了甲的房屋”的主张，并且经常无理取闹，已影响到乙的正常生活的证据即可。因为依据民事证据法理论，对于待证事实的不同，举证责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若为消极事实，主张之人不负举证责任。因为消极事实相对于积极事实来说更难举证，凡主张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的当事人，只需就对方当事人曾主张(明示或暗示)该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负举证责任，不必进一步对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对于不存在阻碍权利或法律发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则由对方当事人承担。现行立法的漏洞直接导致类似前引案例的诉讼较难处理。
关于消极确认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审判实务认为：“事实为法律关系发生之特别要件者，在消极确认之诉中，应由被告就其存在负举证责任”；“确认法律关系不成立的诉讼中，原告如仅否认被告在诉讼前所主张法律关系成立原因的事实，以求法律关系不成立的确认，应由被告就法律关系原因成立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7页）。我们认为,否定性确认之诉的待证事实是消极的事实,其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该类诉讼中，被告应就该待证事实的反面事实即积极的、肯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就出现了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例外情形，即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然而现行立法并无此类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据此,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在修订法律时应予以重视。但在法律完善之前，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拒绝裁判，结合该类案件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对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在法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关于“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予以处理。基于否定性确认之诉中原告的主张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是对被告积极、肯定主张的否定,若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存在阻碍该项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的难度较大,也显失公平,而要求被告举出其主张的引起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事实存在的证据，可谓之“轻而易举”，被告若举不出该类证据，法院应当确认该类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存在，从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文拟载《经济与法》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