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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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缔约双方在二○○一年六月十五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以下简称“上海公约”)的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本协定是对上海公约的补充。
二、上海公约应当适用于本协定所规定的事项。
第二条
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当包括组织、领导、参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的行为。
第三条
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当包括向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技术、武器和训练的行为。
第四条
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当包括明知为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下列行为：
(一)提供资金账户；
(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
(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
(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
(五)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第五条
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暴力”应当包括投放毒害性、放射性物质和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第六条
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应当包括实施此种行为未遂。
第七条
一、为引渡和司法协助的目的，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不应当被视为政治性质的犯罪。不应当以政治性质的犯罪为由拒绝引渡被指控犯有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人员，也不应当以政治性质的犯罪为由拒绝对涉及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案件提供司法协助。
二、缔约一方不应当向缔约另一方指控为犯有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人提供庇护。
第八条
一、缔约双方根据上海公约第四条指定的中央主管机关亦为本协定的中央主管机关。
二、缔约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就执行本协定规定的有关事项直接相互联系和协作。
三、缔约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应当相互通报具体联系方式，包括负责日常联系的机构及其用于日常联系的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等。如以上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应当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九条
一、缔约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应当建立对口部门及专家定期会晤和磋商机制，就打击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事项相互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和协调立场。
二、应缔约一方中央主管机关的请求，缔约双方中央主管机关还可以为执行上海公约和本协定举行特别会晤和磋商。
第十条
以下事项应当被视为上海公约第七条所指的情报范围：
(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的情况及其成员情况，在可能情况下，包括组织的名称、结构、主要活动及其成员的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外表特征、照片、指纹及其他有助于确定和辨认此种人员的资料；
(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为在缔约任何一方境内实施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进行筹划的情报；
(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为在缔约任何一方境内实施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进行培训及其训练基地的情报；
(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利用第三国针对缔约任何一方实施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情报；
(五)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成员非法制造、获取、储存、转让、运输、贩卖、使用(或威胁使用)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物质和爆炸物质、引爆装置、枪支弹药、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可用于制造上述武器的原料和设备的情报；
(六)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及其成员针对任何一方国家元首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重要代表团和重要设施等采取恐怖活动或者威胁实施恐怖活动的情报；
(七)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非法制造、散布、传播宣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思想的宣传品(印刷品和音像制品等)的情报；
(八)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资金来源及渠道等方面的情报；
(九)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组织活动的特点、规律、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情报；
(十)关于发现、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的经验等情报、信息及资料；
(十一)具有缔约一方国籍、位于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涉嫌从事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任何人员的个人资料、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住所或居所、照片等情况；
(十二)向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技术、武器、训练的组织或人员的情报或资料。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应当取缔在其境内针对缔约另一方实施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组织。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可以在相互缔结的引渡条约和各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协商简化引渡和移交程序。
第十三条
除根据缔约双方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相互提供司法协助外，被请求方还应当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请求方的请求：
(一)在其法院审理针对请求方实施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案件时，允许请求方中央主管机关人员或外交、领事代表旁听；
(二)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时，允许请求方中央主管机关人员或外交、领事代表在场，并直接或通过被请求方人员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提问；
(三)缔约双方主管部门，应缔约一方请求，可以就涉及上海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案件进行共同侦查或协助侦查。
第十四条
一、为执行上海公约和本协定，缔约双方应当在警用科研、技术交流、开发及提高警用技术、合作生产警用器材和装备等方面加强合作，包括必要时相互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
二、缔约一方根据本协定从缔约另一方获取的资料、专用器材、设备和器械，未经提供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交。
三、缔约双方根据上海公约和本协定相互援助时使用的侦查行动技术、专门人员、专用器材和后勤保障材料性能等信息，未经提供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亦不得向外界公布。
第十五条
除非另有约定，缔约双方自行承担与其执行本协定有关的费用。
第十六条
缔约双方中央主管机关在本协定范围内开展合作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塔吉克文和俄文。
第十七条
本协定不限制缔约双方就本协定内容及与其宗旨和目标不相抵触的事项签订其他国际条约的权利，并且不涉及缔约双方根据其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十八条
本协定解释或执行中的争议，由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1〗
第十九条
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以对本协定进行修订。
第二十条
缔约双方依照各自法律完成使本协定生效的国内程序后，应当通过外交途径相互通知。本协定自后一份通知发出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二十一条
一、本协定无限期有效。
二、本协定自缔约任何一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出终止通知之日起一年后失效。如上海公约对缔约任何一方失效，本协定则自上海公约对该方失效之日起失效。
缔约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二○○三年九月二日在杜尚别签订，一式两份，分别用中文、塔吉克文和俄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本协定条款解释有分歧时，缔约双方以俄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代 表 代 表
李肇星 纳扎罗夫
(签 字) (签 字)
关于印发《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73号
经商财政部，现将《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予以发布，自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审核审批表.ti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n11764186.files/n11767920.tif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管理，根据《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88号）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主管研发机构退税的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主管退税税务机关”）负责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认定、审核审批及监管工作。
第三条 采购国产设备适用退还增值税政策的研发机构范围和设备清单范围，按财税[2011]88号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享受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的研发机构，应在申请办理退税前持以下资料向主管退税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采购国产设备的退税认定手续。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三）退税账户证明；
（四）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本办法下发前已办理出口退税认定手续的，不再办理采购国产设备的退税认定手续。
第五条 研发机构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终止采购国产设备退税事项的，应持相关证件、资料向其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办理注销认定手续。已办理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认定的研发机构，其认定内容发生变化的，须自有关管理机关批准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证件、资料向其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办理变更认定手续。
第六条 研发机构应自购买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向其主管退税税务机关报送《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申报审核审批表》（见附件）申请退税，逾期不得申报。申请退税时，附送以下资料：
（一）采购国产设备合同；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三）付款凭证；
（四）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购进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规定的认证期限内办理认证手续。未认证或认证未通过的不得申报退税。
第七条 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研发机构的退税申请，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必须在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信息核对无误的情况下，办理退税。对属于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研发机构的退税申请，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必须发函调查，在确认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设备已按照规定申报纳税后，方可办理退税。
第八条 采购国产设备的应退税额，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确定。凡企业未全额支付所购设备货款的，按照已付款比例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确定应退税款；未付款部分的相应税款，待企业实际支付货款后再予退税。
第九条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申报抵扣的，不得申报退税。已申报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研发机构不得再申报进项税额抵扣。
第十条 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应建立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情况台账，并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调查。
第十一条 研发机构已退税的国产设备，由主管退税税务机关进行监管，监管期为5年。监管期的起始时间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日期为准。监管期内发生设备所有权转移行为或移作他用等行为的，研发机构必须按以下计算公式，向主管退税税务机关补缴已退税款。
应补税款=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适用增值税税率
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累计已提折旧
设备原值和已提折旧按所得税法规定的办法计算。
第十二条 研发机构以假冒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既申报抵扣又申报退税、虚构采购国产设备业务、提供虚假退税申报资料等手段骗取国产设备退税款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施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退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十四条 对本办法下发前，研发机构已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准予在2012年4月30日前申报退税，主管退税税务机关按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办理退税；研发机构已取得的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准予在2012年4月30日前申报退税，主管退税税务机关在函调确认增值税普通发票真实、发票所列设备已按照规定申报纳税后，办理退税。
对按照《商务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免/退税资格审核办法的通知》（商资发[2010]93号）规定已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其采购的国产设备适用本办法，不需重新认定。
【案情回放】
被告人章建尧与被害人王某（女，殁年24岁）曾谈过恋爱，后二人因故分手。2011年1月至3月间，王某因其前男友涉嫌经济犯罪等原因陆续将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为非法占有王某委托保管的全部钱款，2011年4月21日15时30分许，章建尧向朋友借用一辆别克商务轿车，并准备了麻袋等作案工具，开车将王某带至浙江省绍兴市夏履镇吃饭，后于当日18时许将王某带至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华峰村上山岭水库堤坝处，在车内猛扼王某的颈部，致王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章建尧劫取王某现金3000元左右、玉手镯一只及手机一部，并将王某的拎包、皮夹和会员卡等物丢入水库内。随后，章建尧将王某的尸体装入麻袋，在萧山区义桥镇将尸体抛入浦阳江内。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最终，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章建尧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章建尧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6月28日核准被告人章建尧死刑。
【各方观点】
对于抢劫罪而言，抢劫数额是重要的量刑情节，抢劫数额巨大还是法定刑升格的法定情形之一。实践中，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是对抢劫罪正确裁量刑罚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些并非当场取得财物的抢劫犯罪，如何认定抢劫数额，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争议，一些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往往以财物并非当场取得为由进行辩护。为了准确地认定抢劫数额，不能仅仅将行为人当场劫得的财物计入犯罪数额，同时要认真分析行为人的暴力、胁迫行为与夺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要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相关的财物计入抢劫数额。本案就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而认定抢劫数额的一个典型案例。
公诉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章建尧为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抢劫前私自使用和抢劫后非法占有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钱款均应计入抢劫数额。
被告方：被告人章建尧对其杀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系当日与被害人言语不和而临时起意杀人，并非为了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物而杀死被害人。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章建尧案发前使用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以及案发后取出的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不应计入抢劫数额。
一、二审法院：被告人章建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劫取被害人数额巨大的财物，并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50万元钱用于购买汽车、归还个人债务等，根据其家人证明的家庭收入情况，章建尧根本无力偿还上述钱款；章建尧杀死被害人后又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40万元钱款转入自己的其他银行卡中，其行为明显具有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的主观故意，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所有钱款计入抢劫数额。
【法官点评】
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时应基于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
1．抢劫数额的认定应当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国刑法理论常常强调抢劫罪具备两个“当场”的条件，即当场实施暴力、胁迫和当场取得财物，因此一般认为抢劫罪的犯罪数额是指行为人当场从被害人处劫取的财物。对于典型的当场劫财型犯罪，上述观点并无不当。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相分离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基于概括的抢劫犯意采用暴力手段杀死被害人后，发现被害人的钱包中有500元钱，同时还发现一张银行卡，该银行卡背面写有取款的密码，行为人随后从该银行卡中取出1万元现金，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在上述情形下，显然不能仅将行为人现场劫取的500元现金计入抢劫数额，而是应当一并将行为人从被害人银行卡中取出的现金计入抢劫数额。
抢劫罪中的劫取财物行为，意味着行为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进而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财物，因此，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只要能够肯定上述因果关系，就应当将行为人从被害人处非法获取的财物认定为抢劫数额，因此抢劫罪的犯罪数额并不限于“当场”取得的财物。有观点指出，对于抢劫罪的认定，取得财物不必具有当场性。退一步讲，即使将“当场”作为强取财物的要件，对于“当场”的理解也不能过于狭窄。如果对抢劫罪中的“当场”作广义的解释，那么最终的立足点仍然是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夺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不要求具有时间、场所上的连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获取的财物和抢劫行为无关，对于该部分财物的获取不应当构成抢劫罪。此外，抢劫罪是状态犯，行为人抢劫既遂之后的处分赃物行为，只要没有侵害其他法益，就应当被视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实践中，对于抢劫杀人情形，由于抢劫财物的时候被害人已经死亡，因此如何看待对财物的占有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行为人所劫取的财物是对继承人或者死者占有的侵害。不过一般认为，在上述情形下，由于杀害被害人本身就侵害了被害人的占有，且杀人行为是侵害死者生前占有的财产的实行行为，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在被害人死后才完全取得财产的占有，也应当视为对活着的被害人的占有的侵害。对财物的占有作此理解，实际上也是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认定抢劫数额的必然结论。
此外，实践中经常出现行为人劫取被害人车辆后使用或者毁弃的情形，上述情形下被害人车辆的价值是否应当计入抢劫数额，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般认为，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行为人意图抢劫车辆后贩卖或者使用，即使行为人随后因无法销赃而丢弃或者销毁车辆，也应当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抢劫被害人车辆的故意，例如只是驾驶被害人车辆逃离现场，随即丢弃该车辆，则不能将该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
2．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客观行为来判断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实践中为了准确判断行为人的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而准确认定抢劫数额，应当认真审查行为人的抢劫犯意以及具体的实行行为，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在抢劫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具体行为，并获取了相应的财物。
对于行为人主观犯意的认定，不仅要认真审查其认罪供述和辩解，而且要结合其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加以分析。如果行为人以概括的抢劫犯意实施抢劫行为，那么其所劫取的所有财物都应当被计入抢劫数额，同时，对于以杀人为手段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杀人情形，行为人可能会对自己获取财物的行为作出辩解，仅承认杀人的故意而否认有抢劫的故意，此时就需要结合行为人在犯罪前后的具体行为来综合判断其是否具有抢劫的故意，进而对犯罪性质作出准确的认定。需要指出的是，行为人获取并处理被害人财物的情况既是判断犯罪性质的客观前提，也是在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时认定抢劫犯罪数额的重要依据。
本案中，被告人章建尧此前与被害人王某谈过恋爱，关系很好，王某将自己的139万余元钱存入以章建尧名字开户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账户内并委托章建尧保管。章建尧在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陆续从该卡中取出约50万元用于购买汽车、偿还个人债务、借与他人等，经查，章建尧并不具备归还该笔钱款的实际能力。随后，章建尧准备了作案工具麻袋，并在自己有车的情况下向他人借用车辆，约上王某外出吃饭，后将王某带至比较偏僻的一个水库堤坝处，在车内采用扼颈手段杀死王某，并用事先准备的麻袋装上王某的尸体抛入江中。章建尧杀死王某后，又分别从王某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
从被告人章建尧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来看，章建尧的行为并非单纯的故意杀人，而显然是有预谋的杀人劫财行为。虽然章建尧所非法占有的财产是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案发前一直处于其实际保管之下，但这并不影响抢劫罪的认定。实际上，章建尧正是通过杀死被害人的手段取得对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财产的非法占有。章建尧归案后亦供认其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而杀死被害人，尽管其此后又辩解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并非预谋劫财杀人，但其客观的犯罪行为包括预谋犯罪、准备犯罪工具、逃避侦查及事后从银行卡中取款等，能够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其认罪供述所反映的主观犯意是真实的，因此应对章建尧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就抢劫数额而言，被告人章建尧在被害人王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被害人委托保管的大笔钱款，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而经预谋杀死被害人，后又从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银行卡中取出40万元钱，这些行为都足以表明章建尧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委托其保管的全部钱款。因此，应当将被害人委托章建尧保管的全部钱款计入抢劫数额，章建尧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基于抢劫行为与获取财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抢劫数额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