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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推进宗教事务法制化的关键环节，亟需认真研究和落实。由于宗教财产权的归属一直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明确，实践中的宗教财产权属关系不明导致的社会乱象比比皆是，宗教团体及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宗教财产纠纷频频发生，商业化、市场化浪潮冲击下的寺庙宫观成为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严重扰乱了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了宗教界的权益与形象，也对目前实行的以政策调整为主，法律调整为辅的宗教财产保护体制提出挑战。

　　宗教财产简称“教产”，是一种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因宗教信徒捐助或国家扶持而积聚形成的特殊财产。其在物质形态上包括四种类型：

　　第一，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占有或使用的主体建筑及附属设施。包括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中供奉神明的寺院、庙宇、宫观、教堂、清真寺，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住宿和从事宗教活动的其他房屋设施，寺院、庙宇内的佛像、神像等其他构筑物；

　　第二，宗教建筑及附属设施占用的土地，附属的山林、草原、田地等；、

　　第三，宗教经籍文献、法物以及宗教无形资产（例如属于宗教建筑或设施所特有的标志等，以及宗教作品、刊物包含的知识产权等）；

　　第四，其他宗教财产及获取的合法收益，如信徒捐赠财产、房租、宗教活动收入等。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虽然没有对宗教财产的含义进行清晰界定，但《条例》第五章所用的标题是“宗教财产”，因此“宗教财产”一词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需要在学术研究和法律规定两个角度加以阐明。

　　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第一款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的缺陷是用“其他合法财产、收益”涵盖宗教无形资产、财产运营收益和捐助收益等，不够周延。目前，地方宗教立法中也有对“宗教财产”的代表性定义。《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第29条规定“宗教财产是指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以及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益和其他合法财产。”《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对宗教财产的界定在目前情况下是比较适当的。

　　从逻辑上讲，宗教财产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不能简单地放置于我国现行民事物权体系的特定位置。其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财产权，可以被视为一组民事财产性权利的集合，具体包括由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对土地、建筑物、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等的所有权、使用权，宗教活动收入、生产收入、相关商业收入的收益权，相关的知识产权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宗教财产保护的相关内容。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关宗教财产归属的规定以政策性文件居多，法律规定甚少，各种规定呈现出分布零散、规定不一的特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宗教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被彻底否定，相关宗教政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宗教团体的宗教财产权益也从根本上丧失了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财产的政策法律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时期或者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恢复落实文革前党的宗教财产保护政策阶段；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新的宗教财产政策，逐步实现宗教财产保护的法制化。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第69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从上述宗教财产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变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国家宗教法制化的趋势愈益明显。最初的方针政策逐步细化为行政规章，进而整合形成专门的宗教事务条例与宗教财产财务管理规定，国家对宗教财产的管理也从原来以行政手段为主逐渐向行政和法律手段并用过渡。

　　当前我国宗教财产政策法律保护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现实问题：（一）调整方式以政策为主、法律为辅，欠缺稳定性和可操作性性；（二）宗教财产所有权缺乏民法上的明确规定；（三）宗教财产权归属主体不统一、不协调；（四）宗教房产登记较为混乱，给落实政策和理顺产权关系带来许多困难；（五）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借教敛财、以教牟利，致使寺庙宫观“被承包”、“被上市”；（六）宗教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宗教财产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关系到社会影响与社会和谐，是一个严峻且长远的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在经济、文化、宗教等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财产权法定化乃至于宗教法制的健全不容忽视，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结合实际，完善和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更是刻不容缓。

　　确定宗教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及其归属，必须符合宗教教义的要求、尊重信教群众的意愿、尊重标的物的历史传统，同时不能违反现行法律体系，应与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的宪政政策、立法体例相适应。据此，我国宗教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国家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私人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一）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笔者建议，借鉴民法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

　　《宗教事务条例》第五章“宗教财产”通篇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为主体，规定其拥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这表明我国最高行政机关认可的宗教组织形态，即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为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

　　首先，从法律规定和实际内涵角度看，宗教团体是指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的社团法人，俗谓爱国宗教团体（或称“大团体”），即一般所说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协会，其在组织结构上又分中央和地方协会不同层次；宗教活动场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设立，主要是指寺、庙、堂、观等具体的宗教活动场所（俗称“小团体”），有相应的人员和组织机构来具体管理、使用和经营宗教财产，同时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必须由宗教团体提出申请、进行筹建。其次，从民事法律主体的性质角度看，宗教团体是各种宗教协会、宗教组织等以人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社团法人性质；宗教活动场所是寺院、宫观、教堂等以财产的集合为主要特征的法人，属于财团法人性质。

　　其次，从法律制定与实施的实际情况看，现行立法对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保护相对完备。目前各宗教协会即宗教社团法人的财产主要表现为社团成员的捐助形成的活动经费，其财产的归属和利用主要依照其章程的规定来运作，法律对其调整也主要是依照社会团体法人的有关规定进行。需要明确的是，宗教社团法人（国家认可并依法登记的各宗教协会）仅限于对其工作场所的房产和维持其运转的其他财产享有所有权，范围十分狭窄。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省、市各级宗教团体自身并不进行宗教属灵活动，而是分区域统筹、协调该派宗教事务，为维护本宗教、派别的正当合法利益服务。所以，这种“大团体”所有的宗教财产主要包括办公用房、捐赠收入和自营收入等财产，而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侵占、剥夺寺观堂会的房产和其他财产（宗教主体财产）。

　　现行立法对宗教财团法人即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与保护相对不足。首先在于我国并未完全建立财团法人的概念，实践中经常混同于社团法人，而按照社团法人保护时又容易将“大团体”协会和“小团体”寺庙宫观混为一谈。其实，无论是从西方的教会法，中国古代的寺院经济还是从国外的宗教立法现状，亦或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发展历史的角度，社会各界的捐赠都是宗教财产的主要来源，大量的宗教财产即是基于捐赠而积累起来，形成财产的集合体。因此，财团法人形式是宗教法人的重要形式。我国台湾地区的 《宗教团体法草案》将宗教团体分为了不同的三类，确立了台湾的宗教财团法人制度，寺庙宫观多以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方式设立，信徒捐款给基金会作为该宗教团体运作的基金。需要明确的是，寺庙堂观等宗教活动场所（即“小团体”）是宗教主体财产的拥有者，宗教财产的绝大部分都归其所有。寺庙堂观位处宗教活动的前沿，是与信众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的宗教团体，它所掌握的财产多寡直接影响着宗教活动的开展，这些宗教财产不仅有宗教不动产，如寺庙、宫观、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还包括许多宗教动产，如佛像、法器、经卷、牲畜、宗教自营收入、所受捐赠、知识产权等。在实践中，只有确定寺庙堂观拥有宗教主体财产，才能使寺庙堂观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和责任感，不再纠缠于与俗界、与“大团体”之间的财产纠纷，而集中精力于宗教属灵活动，保证宗教自身的纯洁性和自足性。实践中，像少林寺、白马寺、白云观等著名佛道场所以及伊斯兰教清真寺、天主教堂等均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获得财团法人所有权，独立核算、自主管理；而对于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家庭教会”而言，其出路显然不在于同国家唯一认可的“三自”教会竞争，获得宗教社团法人资格或者相同的法律地位，而是像其他国家认可的宗教场所一样，取得宗教财团法人地位，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独立核算、自主管理。

　　（二）依法保护国家（或集体）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场所依附的土地虽然是宗教财产，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仅享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其所有权归国家。对此，学界并无争议，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宗教土地使用权问题应当按照如下方式处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除了已经彻底解决，颁发了土地使用权权属证明的之外，其他的情况不再纠结于历史，一律按照现行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确权，以后的纠纷要按照现时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除土地以外的其他不动产，已经确定退还的应该属于宗教不动产范围；没有退还而宗教团体主张权利的，区分情况予以解决：若是能提供证据证明是其合法所有，且符合宗教自养政策，则也要归其所有，宗教事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不能以其他任何理由不予承认其正当权利；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就不属于其合法使用或所有的范围。除土地之外，被认定的历史文物和被国家征收的宗教财产也为国家所有。《物权法》第51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国境内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石窟寺、寺庙、宫观等宗教不动产，以及各宗教使用的法物、器皿、经籍文献等宗教动产，只要被认定为历史文物或者被国家征集、购买、无偿征收的或者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原则上均属于国家所有。”

一、从当前侦查监督队伍能力面临的主要问题看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高度重视队伍建设，特别是把加强能力建设作为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理念引导、制度规范、案件评查、人员储备等方面下功夫，全国侦查监督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监督能力不断增强，办案水平不断提高，为侦查监督职能的发挥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侦查监督队伍能力还存在以下矛盾和问题:

(一)侦查监督业务与人员数量、素质的结构性矛盾。近些年来，我国刑事案件总数居高不下，审查逮捕案件呈上升趋势，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工作量也不断加大，但侦查监督部门人员年均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年人均办案量的增长速度，有的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年人均办案量达200余件。同时，侦查监督部门还承担着综治维稳、打黑除恶、扫黄打非、禁毒禁赌、保护知识产权等30多项专项工作。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三项重点工作的推进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侦查监督职能不断拓展，任务不断增加，一些地方特别是基层院的侦查监督部门案多人少任务重的矛盾十分突出。

(二)新的执法理念与传统办案习惯的矛盾。近年来，中央和高检院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以及“六观”、“六个有机统一”等重要思想，要求检察工作由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配合轻监督、重办案轻服务向打击与保护并重、配合与监督并重、办案与服务并重转化，对侦查监督工作传统的执法理念和办案习惯产生了巨大冲击，侦查监督部门必须转变执法理念、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以适应新时期对执法能力的新要求。但是，传统办案习惯在一些同志思想中仍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侦查监督人员能力素质的提高，直接影响办案质量。

(三)新任务新要求与传统工作方式的矛盾。深化司法改革丰富了侦查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对侦查监督工作方式转型提出要求。如，审查逮捕由简单的“办手续”向司法审查转变，证据审查的重心由真实性向真实性与合法性并重转变，办案工作由单纯的依法处理向依法处理与风险评估、释法说理、化解矛盾同步进行转变，等等。同时，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也对侦查监督人员化解矛盾纠纷、推进管理创新、做好群众工作、应对引导舆情等提出新任务。这些，对侦查监督人员的证据审查能力、案件分析能力、依法决断能力、纠正违法能力、释法说理能力以及服务大局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都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但是，传统工作方式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适应这种转型要求的工作能力也不可能短时间提高。

(四)侦查监督骨干力量流动频繁与专家型、专门型人才需求的矛盾。人员相对稳定是保证工作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侦查监督业务面广线长，法律性、政策性、敏感性较强，工作经验需要长期积累，因而需要一支专业、稳定的侦查监督队伍。目前，侦查监督部门力量不足、业务骨干流动频繁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基层院侦查监督部门人员普遍紧张，业务骨干更是欠缺。

面对侦查监督工作持续发展对侦查监督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就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首先，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是侦查监督工作适应新发展、应对新挑战的需要。当前，侦查监督部门依法打击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要求增高，执法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深化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赋予侦查监督部门一些新的职责任务。只有切实加强能力建设，全面提高侦查监督队伍的整体素质，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更好地担负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其次，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是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的需要。侦查监督部门集打击犯罪与维护人权、保障诉讼与监督诉讼两方面功能于一身，处于检察机关履行刑事诉讼监督、应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侦查监督职能的行使是通过办案来实现的，如果办案质量不高或出现错案，不仅损害法律实施，而且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是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确保办案质量的客观要求。

再次，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是提高执法公信力和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需要。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维权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和侦查监督环节检务公开、释法说理和群众工作的深入推进，侦查监督工作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场合越来越多，接受群众投诉、媒体监督和公众评议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具体办案人员的言谈举止、工作表现来评判整个检察队伍的素质和形象。只有切实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才能更好地展示检察机关良好的执法形象，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二、侦查监督能力的基本内涵

侦查监督能力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范畴，随着侦查监督任务的拓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调整、刑事司法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变动等而有不同要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侦查监督职能的规律性。

从宏观层面讲，侦查监督能力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履职能力，即依法履行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责，及时准确打击犯罪、依法保障人权、有效纠正违法，实现办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能力。二是服务能力，即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立足职能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三是创新发展能力，即把握侦查监督工作规律，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实现科学发展的能力。侦查监督能力的外在表现是侦查监督工作各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侦查监督能力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相关法律规定的健全、工作机制的完善和队伍素质的提高。

从具体业务层面分析，侦查监督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的岗位技能:

(一)证据审查和分析、判断能力。即在侦查初始阶段证据尚不充分、确定而审查逮捕办案期限又较短的情况下，进行证据审查、分析、判断，并据之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判定案件性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侦查监督职责特点相适应，居于侦查监督业务核心地位的能力，是侦查监督人员必须着力提高的关键本领。

提高证据审查和分析判断能力，应成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当前，要重点提高对重大复杂疑难及新类型案件的证据审查能力，包括全面审查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有无逮捕必要的各种证据，准确甄别、把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逮捕证明标准。要提高介入侦查、引导取证以及通过审查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律师意见和审查同步录音录像等核实证据和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能力，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切实防止错捕、漏捕。

(二)法律适用和政策运用能力。即在刑事政策指导下依法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正确作出司法决断的能力。它要求侦查监督人员熟练掌握和正确理解刑事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善于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把握行为性质，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法律适用要与刑事政策的运用相结合，当前特别要提高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和运用能力。对不同的犯罪行为，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对实体处理和强制措施运用，都应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要求，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有度。这一政策体现在审查逮捕中，就是既要保持对严重犯罪的打击力度，当捕则捕，又要尽可能减少轻微刑事案件的羁押，关键是要提高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判断能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细化，体现了司法实践对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需求，侦查监督人员应当结合现行司法文件关于逮捕必要性的规定，认真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切实增强从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条件等方面审查判断逮捕必要性的能力，坚持少捕慎捕，减少不必要的羁押。

(三)发现和纠正违法的能力。它要求侦查监督人员熟悉侦查知识，把握侦查活动特点和规律，善于通过介入侦查、审查案件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受理投诉等，察微析疑，及时发现违法线索，有效纠正违法行为，保障侦查活动依法进行。有效纠正违法的前提是准确认定违法，因此要提高调查核实违法的能力。纠正违法要突出重点，讲究方式方法和工作艺术，善于与侦查机关进行沟通协调，处理好加强监督与配合支持的关系，努力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提高监督质量，注重监督效果。

(四)案件汇报和文书制作能力。案件汇报是办案的重要环节，案件汇报能力是侦查监督人员必备的重要技能之一。案件汇报水平如何，不但反映办案人员的工作作风、法律政策水平和对案件事实、证据的把握程度，而且直接影响院领导在案件定性、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上所作决策的正确性。制作《审查逮捕意见书》是案件能否汇报清楚的关键。一份好的《审查逮捕意见书》首先要做到事实概括清楚、准确，证据排列有序、分析透彻，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正确，案件处理意见明确、理由充分;同时要做到格式规范，层次清晰，简繁得当，重点突出，文字精练。每个侦查监督人员都必须学会制作《审查逮捕意见书》并不断提高制作水平。侦查监督其他法律文书和工作文书的制作也是侦查监督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当前特别需要加强说理文书和检察建议书的制作能力。

(五)释法说理能力。加强释法说理是侦查监督职能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侦查监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说理”本身应做到“说得清、有依据、能服人、解心结”。它需要说理者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明的沟通技巧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做到说理全面客观，论证充分有力，语言通俗易懂，使案件当事人或监督对象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检察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当前，要特别注重提高对当事人的释法说理能力，既保障其知情权，又向其宣传法律知识，并给其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其感到被尊重，减少质疑、对抗乃至申诉上访等。

(六)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新时期的侦查监督工作不能再就案办案，而必须将依法办案和化解矛盾结合起来，切实防止因办案的简单化或处理不当而引发、激化社会矛盾，发生极端事件。在审查逮捕、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各个环节都要加强执法办案风险评估，对于有办案风险的案件，要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做好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或社会舆情的应对预案。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主动做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化解工作，具备和解条件的，积极促使双方自愿达成刑事和解。这就要求侦查监督人员提高对执法办案风险的分析评估能力、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社会舆情的应对引导能力，以及了解群众心理、化解群众心结、疏导群众情绪、平复群众怨愤等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七)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侦查监督人员要根据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新要求，立足侦查监督职能，延伸监督触角，主动融入社会管理格局，不断提高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能力。要树立大局意识，不断充实专业知识，认真负责地履行好所承担的各类加强社会管理的专项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对流动人口、特殊人群、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信息网络等的服务管理，促进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分析研判社会治安动态的能力，针对刑事案件的多发领域、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类案发生的特点规律，及时准确地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检察建议。

三、加强侦查监督能力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侦查监督人员立足职能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侦查监督能力建设的首位，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和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核心价值观，坚持“六观”、“六个有机统一”，努力培养和提高侦查监督人员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大局意识和职业道德，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确保侦查监督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立足本职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和能力。

(二)努力打造“学习型”侦查监督部门，丰富侦查监督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侦查监督人员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生活态度，紧跟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变化，认真查找自身差距，切实养成勤奋学习、终身学习、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良好习惯。要健全学习制度，鼓励侦查监督人员参加业务学习和学历学位教育。通过搭建网络平台、建立学习论坛、业务沙龙等多种形式，为侦查监督人员充实法律知识、深化理论学习、交流工作经验创造条件。要学习掌握侦查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科技、经济、金融、财税、证券、期货、知识产权等专业知识，加强知识储备，满足办案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