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已废止)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1997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第二十一条增加第二款：“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恢复原状，对文物造成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二、删去第四章中的第二十五条。
三、第二十六条增加第三款：“擅自变更文物建筑使用性质或者使用权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对因使用不当造成文物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四、第二十七条增加第二款：“对使用的文物建筑不进行保养或者维修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维修造成文物建筑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责令停止继续使用，限期搬迁。”
五、第三十条增加第三款：“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发掘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勘探、发掘，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非法发掘的文物，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六、第七章增加一条：“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有关文物，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七、删去第九章。
八、第五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或者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按照《北
京市城市建设规划条例》予以处罚。”
九、将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删去。
十、第五十一条第五项修改为：“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十一、第五十一条第八项修改为：“发现出土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获得的文物。”
十二、第五十一条第九项修改为：“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十三、第五十一条第十项修改为：“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文物或者非法所得。”
十四、第五十一条增加三项：第一项为“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第二项为：“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会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第三项为“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
，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十五、将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条规定罚款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六、第五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应当立即执行。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处
理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项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后，重新公布。
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987年6月23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6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和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域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条 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
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所有权变更时，须向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
第六条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文物局）是本市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主管全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在市文物局的指导下，负责本区、县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园林、宗教、房管、教育以及其他行政管理机关，在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下，对其所属的使用文物的单位加强管理，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八条 依照《文物保护法》核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区别情况设立专门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人员，在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指导下，负责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遴选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成立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协助市人民政府研究和审议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章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
第十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市、区、县财政预算。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多渠道筹措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和修缮。
第十二条 建立文物保护基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 鼓励国内外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发展文物事业。
第十四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五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市文物局提出，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国务院备案。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经市文物局同意，区、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六条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撤销，必须征得市文物局的同意，经原核定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保护价值待定的文物古迹，区、县人民政府可以公布为文物暂保单位，视同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保护。
文物暂保单位公布后两年内，必须完成对它的鉴定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公布撤销。逾期不公布，暂保单位自然撤销。
第十八条 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暂保单位的文物古迹，市文物局在必要时可要求有关单位采取措施予以保护，并及时会同市有关单位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九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依法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并根据实际需要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市文物局会同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划定，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会同区、县规划管理机关划定，经市文物局和市规划局同意，由区、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
第二十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保护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
第二十一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改变文物原状，不得损毁、改建、拆除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物，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在建筑物内及其附近存放易燃、易爆及其他危及文物安全的物品。
擅自拆除、改建、迁移文物建筑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恢复原状，对文物造成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保护范围内已有的非文物建筑，应当区别情况予以整治或者逐步拆除。
第二十二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兴建新建筑和构筑物，必须符合建设控制要求，建筑高度、体量、色调、风格都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对不符合建设控制要求的建筑，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改建或者拆除。
第二十三条 在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因特殊需要进行建设工程以及在控制地带内的建设工程，必须经相应级别的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后，报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批准。重大建设工程还需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和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文物行政管理
机关同意。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必须经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经批准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提出的文物保护要求制定保护措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第二十四条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当依照《文物保护法》履行报批手续。
经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的文物保护单位，应当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照像、测绘，保留必要的图纸、资料之后，始得施工。拆除的构件和材料属于国家所有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统一调配使用。
迁移和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
第二十五条 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在不改变原状、不危害文物安全的原则下，分级分类，合理利用。
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性质及使用权的变更，必须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擅自变更文物建筑使用性质或者使用权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对因使用不当造成文物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负责文物建筑的保养和维修。
对使用的文物建筑不进行保养或者维修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维修造成文物建筑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责令停止继续使用，限期搬迁。
第二十七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古建筑消防管理的规定，加强一切火源、电源的管理，配备必要的灭火设备。在重点要害部位，根据实际需要，安装自动报警和灭火装置。
第二十八条 使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文物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对有损文物建筑安全或者有碍开放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整治或者搬迁。整治、搬迁所需费用由使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承担。
第五章 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考古发掘，必须依照《文物保护法》履行报批手续。
本市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市文物局指定的专业考古队进行。
未经批准进行考古勘探或者发掘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勘探、发掘，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非法发掘的文物，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挖掘地下埋藏的文物。
第三十一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或者在文物较密集地区内进行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会同市文物局在工程范围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的调查或者勘探工作。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处理办法。遇有重要发现，由市文物局报告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
在发现重要文物的地区，市文物局可会同市规划局划定禁止建设区。
第三十二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应当事先履行报批手续。确因建设工期紧迫或者有自然破坏的危险，急需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进行抢救的，可由市文物局组织专业考古队进行发掘，并同时补办批准手续。
第三十三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
第三十四条 在基本建设工程和其他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古墓葬、古遗址和其他文物，必须对现场加以保护，并立即报告所在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遇有重要发现，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及时报市文物局。
第三十五条 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进行，并接受市文物局监督检查。发掘结束后，发掘单位应当及时向市文物局提出工作报告。
第三十六条 发出出土文物不得隐匿不报，不得据为己有。
出土文物不得买卖和私相授受。
在考古发掘和随工清理中出土的文物，除由市文物局批准交给科研单位进行研究的以外，由发掘出土地点所在区、县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指定单位保管。对于出土的珍贵文物，当地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由市文物局指定单位妥善予以保管。
市文物局在必要时可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市的出土文物。
第六章 馆藏文物
第三十七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对收藏的文物应当向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应当区分文物等级，建立藏品档案，设立专门的保管机构或者配备专职保管人员。文物库房及保管设备要符合保护文物的要求。
市文物局负责建立全市馆世故文物的一、二级藏品档案。
第三十八条 市文物局应当成立由有关专家组成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负责馆藏文物的鉴定工作。
第三十九条 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
本市所属单位保管的国家二、三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须经市文物局批准。国家一级文物藏品的调拨、交换，由市文物局报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批准。
无馆藏价值文物的处理须报请市文物局批准。
第四十条 本市所属单位保管的国家二、三级文物藏品到外省、市、自治区展览，必须经市文物局批准；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必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章 流散文物
第四十一条 私人收藏的文物出售时，由市文物局指定的单位收购，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第四十二条 除经市文物局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营业执照的单位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
第四十三条 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暂扣、封存有关文物，并应当在2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四条 司法、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没收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并在结案后6个月内全部移交给市文物局。
第四十五条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品回收部门应当与市文物局指定的文物部门共同负责拣选出掺杂在金属器皿和废旧物资中的文物。拣选出的文物除供银行研究所必需的历史货币可由银行留用外，其余移交市文物局处理。移交的文物应当合理作价。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将拣选出的文物据为己有或者私相赠送。
第八章 文物出境
第四十六条 只允许在国内销售的文物和珍贵文物不得出口。文物出口和个人携带文物出境，必须经市文物局的专门文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向海关申报。
第四十七条 馆藏文物出国展览，必须经市文物局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同意。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八条 对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的，给予行政处罚：
（一）未经批准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停止侵害行为，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或者由城市规划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按照《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条例》予
以处罚；
（二）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罚款；
（三）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擅自移动、拆除、污损、破坏文物保护标志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四）发现出土文物隐匿不报、不上交国家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获得的文物；
（五）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会同文物行政管理机关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
（七）将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以罚款，并可以没收其文物或者非法所得；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物行政管理机关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本条规定罚款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 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严格执法。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监守自盗的，依法严肃处理。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理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对文物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保护文物的保护应当立即执行。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做出处理决定的机关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十三条 司法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对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处罚，需要对文物进行鉴定时，可以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承担。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文物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1年11月10日公布施行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即行废止。
1997年10月30日
论农民工权益的缺损与法律保障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法经系
内容提要 农民工是新型的工人阶级，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基于社会的歧视和法律保障的缺失，农民工权益屡屡被侵害，困扰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损的深层原因，以期构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民工权益 缺损 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使得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务工，一方面是对农村传统乡土经济秩序的改革，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以此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的必要补充，促使城市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这是一项双赢的战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其权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和践踏，是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仅仅是对农民工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彰显的公平、正义是为整个社会负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现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推拉效应与传统户籍制度的客观结果，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难堪与尴尬境地。“他们这个群体就像是生活在孤岛上，远离家门又徘徊在城市的门外。”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农民工不断推向社会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农民工权益缺损导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法律去解决，权力机关的不作为最终还是要以其作为的行为去收场，这无疑于作茧自缚。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1]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涵盖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而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虽然广东、北京等少数省市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当农民工遭遇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伤赔偿、人格歧视等问题时，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往往使农民工连辛勤劳动的“裸体工资”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滞后
我国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共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9798名，10多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多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余件，有130余万人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丧失了国家法律帮助的权利，这对农民工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而是靠公平和正义积攒起来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却被迫选择自己不情愿的“私了”，这并不是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而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结果。
另外，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妇女权利的妇联理论上应该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后盾，但实际上来自他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于2003年7月经过问卷调查后发现，代表农民工权益的机关并不能全心全意地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为何广东省手外科医院如此之多、手外科技术如此发达，究其原因，是手指工伤事故太多。每年都有上万只手指手术，每一次手术耗费数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市场。农民工工伤之后的赔偿、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工伤之后不但背负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负载更加沉重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有见不得人的一面。谢泽宪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是他们的丑，是社会的耻辱。”[2] 法律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扔给社会，是对社会的不尊重，更是对法律自身权威性的践踏。法律援助是农民工正义维权的社会底线，如果都没有了，那么农民工只有任人宰割。正义成了一扇虚设的门，法律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同时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内。
（三）农民工政治权益被剥夺
农民工处于社会层次体系的底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财产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参与机会往往很少甚或被剥夺，这样使得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较低甚或没有。政治生活的产品是法律，而法律则是权势政府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分配。强势群体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其他行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权利被忽视、剥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对强势群体的关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潜规则”。同时，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被忽视、剥夺殃及其他方面，诸如子女受教育、就业、培训、休息、安全保障等权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保障问题，特别是社会脆弱成员的保障问题，很可能要忍受破坏性不利后果的折磨。”[3]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虚置的表现，使其不断被逼向“违法犯罪”的边缘。2000年震惊全国的湖南张君案就是一个明证，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历史和现实的畸形儿，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命运多劫的生活轨迹。因此，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成为社会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原因
农民工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严格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两者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分离的格局，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尽管这种二元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二元格局的弊端愈加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步伐。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制约着人口的广泛流动，特别是经济落后农村的农民向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拉大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经济差距越大，就越能刺激农民涌向城市的心理，也越能加剧城乡两种秩序的对立。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决定了农民工特殊身份的形成，农民和市民不同的利益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决定了两种社会群体的必然对立。由于城市秩序的特殊性，城市市民享有农民可望不可及的优厚待遇，甚至对于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下而得到的待遇产生了极大的惯性依赖，因而总是要极力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采取的种种限制政策实质上就是维护城市市民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具体表现，这种利益上的冲突降低了农民工薪资待遇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农民工“心悦诚服”地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与城市居民较大的利益反差使其心理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人为改变，但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却是不公正的制度形成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
（二）执法环境差、维权成本高、城市歧视强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当其权益被侵害之后，会做出两种选择：妥协与抗争。妥协是农民工放弃自己的权利，默默忍受并予以逃避，或者被迫接受“裸体工资”的“高额打折”的廉价结果并继续承受；抗争是农民工争取自己权益的积极表现，他们通过上访、诉讼、甚或暴力等方式来为自己维权。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是斗争。”[4] 农民工希望通过政府、人大、工会等机关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些农民工的坚强后盾有时却视而不见，来自他们的关心最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让人看不到实际的内容。虽然目前农民工讨薪取得了一定成绩，2002年全国劳动监察部门共追回14亿元，但距拖欠400多亿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明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执法部门力度不够的原因在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容忍或放纵这种事情。名扬全国的工伤维权律师周立太，为争取农民工权益积极辩护，深受农民工的尊重和欢迎。但是一些企业却到地方政府诉苦：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下去了。言下之意如果政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就要撤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固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践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诉讼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底线，同时也是农民工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因为目前司法不健康环境，加之较高的诉讼费用使得农民工没有能力争回自己的正当权利。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特别是遭遇工伤之后，农民工急需治疗费用，如若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但不能救急。农民工只有被迫接受雇主的很少的赔偿，而且以后的就业、生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司法环境不理想，维权成本高、风险大是法律难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原因。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原因还在于耗不起时间，即便经历艰难困苦获得胜诉，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问题，最终的胜诉只是一张仅有心理安慰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法律白条。因此，即便农民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也不敢、不愿用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历史的影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被不断地夸大，以至于城市政府对农民工产生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不是农村的专利，市民也不是城市的专利，他们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从法律层面上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市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待遇，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亵渎。城市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就业限制、工作环境差、子女受教育需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同工不同酬、保险福利无保障等权利的缺失。尽管城市如此歧视，农民工还是“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在城市，他们不敢对各种各样损害其权益的行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更加剧了城市歧视的蔓延。
（三）农民工的自身原因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束缚也是其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现代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权利观念，当其权益遭受侵害之后，由于救济无门，只能自我承担。而且，中国的农民基于某种血缘和地缘的同质作用，一般不愿打破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相反，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落后的权利观念是农民工权益屡屡受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难以接受现代法制思想、不能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另外，农民工缺乏组织性，比较涣散，这样使其无正式的社会组织依靠。当其权益缺损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农民工只能依靠建立在初级群体网络基础上的血缘、地缘或业缘的乡土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这种乡土组织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困境来说是非常弱小的。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法律路径
农民工权益缺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造成的，是法律驾驭社会运行中的不和谐之音。因此，必须构建一种公正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农民工进行强势关怀，这才是清源之术、治本之道。
（一） 制度公正：一种法律底线
制度公正对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5] 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对社会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的积极差别待遇，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弱势者获得最大利益，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农民工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弱势群体的形成，即证明了不公正已经存在。那么，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最大利益。（1）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机制，加强权益缺损事件的防范措施。农民工辛苦劳动的工资如果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不但生存成为问题，而且会加剧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2）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城市化步伐，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秩序一体化。农民工权益缺损的基础性原因是其依存的乡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期望的落差。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建设进程，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合理格局，实现乡土秩序和城市秩序的融合与重建，最终实现城乡秩序的一体化，达到一种制度上的和谐。城乡秩序一体化是指城市秩序与乡土秩序通过融合能够相互包容，改革两种秩序上因制度造成的人为对立；通过重建使两种秩序相互渗透，组建一种新型秩序，从而达到一元化状态。只有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使社会资源平等而有序的分配，实现农民工权利的公平分配。只有构建公正的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农民工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改变农民工命运的法律底线。
（二）人权尊重：一种道德底线
法律是一种普适性的制度。普适性要求法律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这才是其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法律有义务要求社会公众去尊重农民工，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是法律的道德底线。尊重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果人与人之间连起码的尊重都不能获得的话，那么，不被尊重的一方等于被否认了做人的尊严，这是社会不允许的，更是法律不允许的。
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主要归因于法律的漠视和脆弱，漠视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视而不见”；脆弱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无能为力”。农民工所言：物质上的贫困倒在其次，精神上的受歧视却让人难以忍受，不尊重的社会现实往往使其难以长期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对立状态往往给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法律应该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城市尊重。从法律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尊重农民工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使农民工长期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又能够使社会秩序得到和谐发展，进而减轻社会的负担，降低法律的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逆转的潮流，社会应该顺应而不应阻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将是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只有增强他们之间的了解、理解与沟通，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隔阂与歧视，才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6] 既然农民工得不到尊重影响了其权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的安定秩序，那么，法律就应当担当此重任，调整农民工得不到尊重的社会关系，对于不尊重农民工的行为予以惩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得到法律的尊重。比如，成立正式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改革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
（三）权利意识：一种生存底线
农民工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加之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息事宁人，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得罪人，这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忍让意识维护着社会关系的稳定，但长期下去，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以生存作为底线。在乡土社会中，由于血缘、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农民权利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一般会有乡村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节，维持乡土秩序整体上的一种平和。农民这种传统的权利意识在农村尚可以生存下去，但把它移植到城市社会中就会碰钉子，因为城市社会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会同情和帮助弱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社会是以利益的互动为基础，利益的互动又是以强烈的权利意识为准则，它要求市民要有法律观念。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法律观念，因而其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但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他们对待遇的期望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们的剥削心理，双重因素使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断跌向生存的底线。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缺乏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原因，法律保障的虚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罗尔斯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信赖。”[7] 农民工权益缺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其维权意识。
四、结语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工权益缺损问题。国家在培育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时，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护，才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注释
[1] 朱?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载《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蒋韦华薇：《 断指之痛》，[北京]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7日。
[3] 曾湘泉：《价值理念、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载[北京]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1期。.
[4] 何勤华：《西方法学家列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