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本土资源与“西体中用”的法治建构模式
（上海大学法学院2001级研究生 陈颖辉）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从本土资源的概念入手，详细阐述本土资源本质与量上的真实内涵，分析了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构模式意义如何。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法治建构模式应采取的立场，观点，评判了传统的“西体中用”的理论。作者力图从时间，空间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方面考虑，找准“西体中用”的切入点和接轨点，实现中西法律文化资源的顺利接轨，促进我国法制进程稳定向前发展。
[关键词] 本土资源 法治 西体中用 法律过程转化 一重反思
无形消耗
一 本土资源的内涵和理解
在市场经济及法治思想刚刚萌芽的中国的今天，各种学术理论观点的争鸣，让我们看到了法治在中国的希望，但就在法治思想尚还幼稚的现阶段，这种思想的冲突似乎也给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方向及方式等方面变的更加模糊和进退两难。特别是在涉及法治建构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有关本土资源以及“西化”，“本土化”等理论的激烈交锋。作者力图在这些问题中有所创新，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近年来，以苏力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本土资源论”，为我国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法制打了一针镇定剂。我们暂且不论“本土资源论”的正确与否，但这一理论的提出确实也使不少学者和立法者冷静下来，对中国法制建设进程及理论进行反思。
无论是主张“本土资源论”的学者，还是反“本土资源论”的学者。似乎他们都未真正，正面，有意识的阐述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似乎在概念方面，双方已达成了共识。而作者认为，明确本土资源概念的真实内涵是创立本土资源论及本土资源的利用等相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其理论可能存在的逻辑起点。基于以上原因，作者着重从本土资源质、量两大方面阐述本土资源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论述相关理论。
一 从质的方面分析
“资源”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生产原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 “本土”被解释为“原来生长地”。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本土资源的字面意义应“源于原来生长地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而引申开来，便会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分析：
第一 “本土资源”是指所有的资源，还是仅涉及法的方面的资源，也可统称为法律文化资源。其中包括法律资源、法制资源、法治资源及法律技术资源等。苏力先生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说道“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可见苏力先生所指的本土资源并不限于法律文化资源，作者也赞成这种观点。
第二“本土资源”可以区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具有可消耗性，可再生性或不可再生性。对于物质资源来说，常常具有消耗性和不可再生性。例如，我国的经济形态已从自然经济形态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形态，从一家一户的家庭农业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经济体制及制度资源已被逐渐消耗殆尽，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及商品经济形态资源，那么对于传统的经济体制资源来说，是否还对法治建设具有可利用性和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而对于法律文化资源等其他非物质资源来说，其是否还具有可消耗性呢？由于其本身的无形性，使得我们感觉到此类非物质资源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具有不可消耗性，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中，有些本土资源被异化了，一些本土资源在冲突中可能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还有一些外来文化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及力量的薄弱而被本土化，但不管怎样，本土资源都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有纯粹性，被外来文化侵蚀，甚至吞并。作者把其称为非物质资源的无形消耗。区分有形消耗和无形消耗的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从量的方面分析和理解本土资源的内涵。
第三 “本土资源”具有专属性、本土性及纯粹性，也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专属的，完全产生于本国，本社会的历史及社会的资源。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主张建设法治国家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现实情况，提出要对我国法制建设进行反思。作者对其的研究态度并无异议，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但苏力先生研究的并不彻底，忽视了本土资源，本国传统的真正内涵，哪些是本土资源及其数量多少，缺少这些基础要件，使我们不由产生“本土资源论”带有空中楼阁之感。其实，苏力先生对我国法制进程及其理论的反思只是一重反思，仅指出了它的表象特征，而未深入其根源及本质，为此我们仍须对本土资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也即本土资源的真实内涵，以及“本土资源论”的理论基础或是根源何在。从苏力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并未清楚看到关于本土资源划分的标准及界限，其中，所谓的本土资源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已经被无形消耗的本土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西方法律理论的影子，而并非纯粹的本土资源，更何谈本土性，专属性？
二 从量的方面来分析
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质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按照严整的本土资源内涵来分析和判断哪些是真正的本土资源及数量如何。从另一侧面，具体，形象地丰富本土资源的概念，以致更完整，更全面的理解，由于本土资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作者无法一一阐述，另由于该论题的在于讨论法治建设问题，应属于法律的范畴。因此，作者以法律文化资源为对象加以具体分析。
（一） 从价值层面——观念资源分析
庞德认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①纵观我国法律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首先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家与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化，此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际上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或国民争讼是家内不和睦的延伸。其二，传统中国文明存在法自然传统观念，老子说：“人地法，地法人，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因此，人道，天道乃是一道，人地法地法天法然，归根结底是法和谐。法自然的文化不存在选择，只有效法自然，一切才能功成事满，违背自然，必然招致灾难。其三，从传统经济结构及基础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然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力落后，自给自足，缺乏并未养成交换及商业习惯，商品经济因素，这种经济一方面形成人对自然的依赖，妥协关系，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中国人直观、模糊、对称、整体（和谐）、妥协的思想特征。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是追求一种和谐和无讼。因此，真正追求和谐与无讼的法律文化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二) 从体制层面——体制资源分析
首先，从法律体制方面来看，以刑为主，诸法合一。其主要法律形式有诰、誓、训、谟，范、刑、律等。从具体法律规范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重要的特点即大部分是刑法规范以及拥有极权的统治者亲自或授命他人颁布的规范。因此，也暴露了其“君权至上”，“专制集权”的精神实质。
其次，从权力体制及分配结构方面来看，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体制和权力结构并不尽相同。但自秦汉以后，所有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均臣服于皇权，皇权的至高无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体现的。司法和行政的合一以及司法不具有独立地位更进一步说明了所有大权都被国家政权者——皇帝牢牢控制着。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体制资源体现了君权至上，集权专制的实质，其精神本质即是“人治”。因此，以“人治”为精神核心的体制资源才是真正的本土资源。
（三）从经济结构，体制及运行模式层面——经济基础资源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结构及运行模式也在一定程度决定并影响着观念，传统，价值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资源的取向与选择。为了便于全面理解本土资源量上的内涵，作者主要分析经济基础资源的具体内涵及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始终以私有制为基础，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尽管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交换、商业习惯等商品经济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给我国经济，法制，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解决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后，市场经济终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落脚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资源已逐渐分化，消耗而为商品经济资源代替，不断退出本土资源的范畴。除以上论述的三种以外，本土资源还包括一些法律技术资源，法律典籍资源以及习惯法资源，这里不在一一阐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如经济基础等物质性资源由于客观情况的影响，逐渐消耗，而在量上不断减少。而对于观念资源、体制资源等非物质性资源却由于外来文化的侵入，即所谓“无形消耗”而丧失纯粹性，一些也在退出本地资源的范畴。因此，专属，纯粹的本土资源在西方强势资源的优劣对比中，进行着自觉或不自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消耗而走向衰弱。
“本土资源论”产生于法治构建以及法治现代化的领域中，因此，关于本土资源的讨论目的无非是研究分析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何在。也即本土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研究该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法治的内涵及内在要求。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③由此，可得出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至上性。后来的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达上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似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本身也为其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约权力”。（3）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制与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治要求没有一切权力超越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5）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④然而，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很的差异，甚至背道而驰。除了部分法律技术资源等一些较少或完全不反映阶级意志的本土资源尚存一定价值外，其余的本土资源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可利用的数量及效果如何，显而易见。
二 法治建构模式
谈到本土资源其自然会引申到法治及法治建构模式的问题上。目前，我国在法治建构理论中存在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在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持“中体西用”的学者主张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传统资源，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本国情况的特殊性，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治理论。持上述观点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仍停留在一重反思上，而未对问题追根求源，进行二重反思，三重反思，阐明本土资源的内涵及数量。因此，在面对一些诸如“本土资源是什么，有多少，可利用性怎样，能作为“体”吗？”等问题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由此而建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更无法站稳脚跟。而对于持“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的观点学者，则是在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强弱对比中的妥协，体现了他们吸收、借鉴西方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此过程中而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因此，他们便运用一种看似有理的“过程论”来掩盖这种理论基础的虚空。究其原因，其一，他们并没有正确分析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因而无法在中西法律资源的对比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二，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中体西用上，试想在“人治”思想框架下，去发展我们所谓的“法治”，那我们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人治”还是“法治”呢？其精神实质永远摆脱不了“人治”的束缚。因此，以此建设我国法治也只能在“人治”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更何谈转化到“西体中用”以及法治的建立和现代化？然而，对于持“西体中用”者，则是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充分分析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反映在法治建构模式的理论。作者在总体框架上同意此种理论，但涉及某些具体问题上，并不完全苟同。希望能提出几点问题引出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的反思。
一 首先分析“西体中用”理论的可行性。
（一）从经济上看，目前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已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形态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已渐入正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有充分完备的法律及法制来确认、维护和保障公平竞争的经济关系和市场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率先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建构我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以及运行方式，并不断减少差距，日趋完备，因而具有更多融通性和共性，从而也为法治领域中的“西体中用”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基于以上对本土资源概念质、量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中国传统本土资源在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影响下，进行着无形或有形的消耗，无论在本质，还是数量上，本土资源已无法在法治建立及现代化的过程中担任“主体”角色，而只能退到配角的地位中。
（三）从人的法律概念，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传统去分析，由于国家之间具体情况的特殊性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中产生差异。在目前状况下，中西的最大差异可能存在与人们的法律观念，意识以及法律传统方面。因此，也成为那些反“西体中用”理论者攻击的重心。我们冷静思考一下，首先，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的本性方面是否有实质的不同？不管是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主张的“人性本恶”论，还是孔孟主张的“人性本善”论，他们都不能否认人们心中对公正、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向往，这些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其次，造成我们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淡薄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经济结构和专制集权的体制。最后，在我们人民的传统观念并非完全不存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的因子。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第一次是1902年，沈家本受命大力改革旧律，移植大量西方国家的法律。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移植前苏联的法律，再加上历史上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民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国家法律的移植，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国民的传统法律观念，启蒙法律意识，民主、自由、法治、权利的思想逐渐改变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因此，进一步为“西体中用”理论被公众接受提供了观念基础。
二 对传统“西体中用”理论提出的几点问题
（一）“西体中用”的时空条件合适性问题。也即在我们引进西法律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到与目前我国国情的适应性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适应。而我们当前的“西体中用”理论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大量地移植西方现行的法律，构建西方的法治模式，从而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性。其效果是许多法律无法得到实施。市场经济固然需要法治的保障，但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越先进越好。它存在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实良性互动的问题。反之，则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西体中用”理论应注意找到一个合适的接轨点。尽管当前西方的法律较为完善，体制也较为完备，但它并不是我国现在要找的接轨点。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是成熟的商品经济形态，充分发展和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而这些并不是我国目前所具有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建立，现代法治思想刚刚萌芽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相似之处。因此，在我们建构当前法治模式时，更要着重考虑西方国家相应时期的法律规范，法治模式，避免盲目与国际接轨。而这才是我们所要找的合适的接轨点。
（二）“西体中用”存在一个法律过程转化问题。所谓“法律过程转化”就是一个具体法律过程完结后，向与它有必然联系的另一具体法律过程逐渐过渡或飞跃。⑤由于这一转化过程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因此，也无法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这两个具体法律过程。但为了方便理解和阐述该问题，我们以上述的接轨点为分界线来区分为接轨前，接轨后两个法律过程。我们知道，法律作为社会现象，其生成，发展，变更及消亡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而目前我国 在法治理论领域也存在着“自然演变论”和“政府推导论”。前者主张法具有内在的演变规律，在法的发展过程中应顺应这一规律，而减少或排除政府推导等其他外力的干扰。“政府推导论”认为政府具有认识规律的能力及前瞻性，强调人的主动能动性。通过政府的模式设计，发展规划来推动法律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接轨之前的法律过程中，即吸收西方法律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和框架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特殊的经济基础，传统文化以及“人治”精神的毒害，再加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我国法制的践踏，使得我国法治的发展偏离可法的内在发展规律，呈现出畸形甚至甚至后退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应充分运用其主观能动性，认真比较分析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法的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矫正畸形的发展方向，使其渐入正规。其二，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二者诚良性互动趋势以后，由于人主观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及人性的不可信任性，必然要使政府的身份由积极推导者转化为消极裁判者，以免因政府推导的力度，方式不当而阻碍法治正常发展，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三）以上两个问题是宏观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在具体如何引进西方资源来建构我国法治模式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其一，西体中用，观念先行。我国法制进程的艰难，西体中用理论的最大挑战也就在于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不应先盲目的大规模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而应先引进西方法律的思想及价值观念，大力普及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的教育，为我国法治的建构以及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其二,”西体中用”不仅局限于立法环节,还应包含执法,守法等环节,不应仅限于法制领域,还应涉及行政,司法,道德,文化等领域.注重法制与政制,权制等体制间的相互协调和保障,从而使”西体中用”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和效果.因此,在我们移植西方具体法律规范的同时,还应改进我国的行政,司法体制使之相互协调,给于我国法治模式建构以支持和保障,从而使法律顺畅实施,达到预期的效果.
西方国家的法治只是一种相对的善，它同市场经济一样，除了积极作用以外，还存在自身不可消除的缺憾和不足。但法治作为治理手段和价值目标的统一体，是迄今社会最为有效的治国方法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紧跟社会发展的，都具有社会选择因素，而不仅仅是自身的选择。这使得这种发展必定具有历史的沉淀和各种文化融合的痕迹，在现代信息发达的条件下，这种痕迹就变得越清晰，成了发展本身主要的脉络。因此，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应在文化的强弱，优劣对比中，作出谁主谁次的明智选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若干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若干规定
新政发[2002]79号
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新形势，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建立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文件)精神，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改善投资软环境作出如下规定。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
(一)各级政府要切实把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创造统一、开放、竟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扶持外资和区内外各类投资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认真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自治区计划、经贸部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定期公布投资导向目录和招商信息，不断推出新的引资项目，积极吸引外商和区外各类所有制企业，以及个人来疆投资和参与开发建设。
(三)为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各部门要改善管理，增强服务观念，主动为投资企业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对引进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实行跟踪服务，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研究投资者反映的问题，帮助其解决在项目报批、建设和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四)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凡涉及投资企业管理、服务的部门和单位，要全面实行政务公开和服务承诺制，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标准、办理事项的政策和依据、办事程序和时限、以及办事结果等，都应以适当方式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有关部门在出台新政策性文件时，凡涉及投资企业的内容，都要征求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意见，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
(五)积极扶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进一步放开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领域，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以外，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各类投资领域和行业，不限投资规模，不限区域地点，不限持股比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独资、合资、合作、特许权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在项目立项、融资贷款、信用担保、成果鉴定等方面，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承担国家或自治区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非公有制企业，均可享受自治区技术改造财政资金的支持。
(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坚持标本兼治，坚决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骗税、虚假诈骗等犯罪活动。继续做好建筑市场、运输市场、集贸市场、文化市场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制度，严肃查处项目招投标中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
(七)培育和规范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法律、会计、审计、评估、咨询、职业介绍等中介机构，培养高素质的中介人才队伍，为投资企业提供良好服务。各类中介机构要做到独立公正执业，恪守职业道德，真实准确地反映问题，对出具的文件负法律责任。依法惩处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资信证明、虚假评估、虚假鉴证等不法行为。
(八)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保护投资企业的专利权、商标权、设计方案、技术规范行等知识产权，依法处理侵权的单位和个人。外商和区外企业已来疆投资的，其在新疆市场上销售的知名度高、受侵害严重商品的注册商标，可申请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重点保护商标。
(九)全面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和文明素质。继续广泛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强化职业道德教育，重点抓好窗口行业和单位行风建设，大力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强社会信用意识教育，增强公民信用观念，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二、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
(十)加快地方行政立法进度，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方法规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非歧视的、市场开放的和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保护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和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涉及投资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均应在政府网站或相应刊物、媒体上公布，以方便投资者和公众查询。
(十一)规范行政部门执法行为。各行政执法机关和人员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必须按照法定权限、范围和程序进行，出示检查通知书和相关证件，无执法检查手续的企业有权拒绝检查。上下级机关无特殊情况不得对同一企业进行多级重复检查，不得借执法检查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经营活动。
(十二)严格控制非执法类检查。确有必要对企业进行的非执法类检查，应尽可能联合组织，一次进行。
(十三)对投资企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按规定权限和程序执行。执法检查人员对企业作出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实施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前，应告知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辨和要求听证的权利。除法律法规规定外，行政机关不得责令银行划拨或冻结企业的资金和帐户，也不得实施查封、扣押其财产的强制措施。
(十四)强化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健全行政执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各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纪律和作风教育，制定执法人员行为规范，确保依法公正地处理经济案件和纠纷，严禁滥用职权、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粗暴执法等行为，遏制执法腐败现象。
三、改进行政审批制度、简化项目审批程序
(十五)继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凡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不符合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原则、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行政审批事项要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要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尽可能合并、下放，做到规范操作，减少环节，并建立管理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责任到位的制度。
(十六)凡执行行政审批的职能部门，都要公开审批事项的依据、条件和程序待，提高审批工作的透明度。审批机关工作人员要热情服务，向业主详细介绍审批要求，一次性提供审批所需报送的材料目录和文件范本，一次性说明对材料的修改意见，不得推诿塞责和敷衍行事，不得因工作不到位而延时误事。
(十七)除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对国家安全重要影响的重大项目或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和自治区非限制类产业的项目，需政府平衡建设、经营条件的，政府主管部门只审批其项目建议书；不需要政府平衡建设、经营条件的，实行项目登记备案制。除重大项目或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外商投资项目利用自有资金和商业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和自治区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政府主管部门只审批项目的可研报告，项目建议书、开工报告不再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以上重大项目限额由审批部门制定公布。
(十八)积极推行项目审批“一厅式办公”和“一站式服务”办法，做好审批和管理的全过程服务。各地要积极创造条件设立行政审批“一厅式办公”场所，实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办公、集中审批、分头办结的做法。推动电子政务建设，尽快实现网上信息公布、网上办公和网上申报审批，减少审批环节，加快审批速度。
四、实行办文办事限时制，提高工作效率
(十九)各行政部门和受理企业申办事项的单位，对属本部门职能权限和本单位受理范围的事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或予以批复；如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理或批复的 ，主办人员应向报送单位和业主说明情况；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办理或批复又未说明情况的，要追究责任。
(二十)计划、经贸、外经贸等部门审批企业投资项目，除有特殊规定的外，材料齐全的限额以下项目须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相关手续；限额以上项目在5个工作日内报送上级有关部门，并给予答复。
(二十一)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提供并保障建设用地，在办理投资企业项目用地手续时，凡材料齐备、符合要求和规定并属权限以内的，须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颁发土地使用证。
(二十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投资企业申请登记材料齐全有效、具备法定的登记条件和程序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名称核准须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为其核准登记注册、办理申请变更登记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十三)税务机关为投资企业办理税务登记，符合相关规定并资料齐全的，须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手续齐全并经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申请税收优惠和减免等事项，手续齐全并经调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十四)劳动保障部门为投资企业办理劳动合同鉴证的审查，须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办社会保险登记、缴费申报审核的，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招收区内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就业、申报享受就业再就业优惠政策的审核，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报集体合同的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十五)公安消防部门对投资企业的消防审查，一般工程和审核和验收在5个工作日内内完成并批复；重点工程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并批复。
(二十六)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对审批权限内的项目，在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15日内，分别做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项目单位。
(二十七)对投资企业提出的供水、供气、供电申请，凡手续完备、条件允许的，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均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依照合同按期保量供应。因维护、检修等原因需要停水、停气和停电的，需提前48小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因发生故障中断水、气和电供应的，应立即组织维修人员抢修，尽快恢复供应。
五、严格执行收费规定和标准，减轻企业负担
(二十八)继续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证照、检验、管理等方面过高的收费标准。各部门要认真执行《自治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除法律法规和经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规章，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规定依法设立的收费项目外，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律无效。
(二十九)自治区制定的各类收费项目，都要明确收费标准和执收单位。收费单位在向企业实施收费时，必须出示国务院及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物价局)统一印制的收费许可证，亮证收费；必须使用自治区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签字盖章。对无证收费、不使用统一收费票据或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企业有权拒缴。
(三十)各行政单位不得将职权下放给所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对企业实行有偿服务或变相收费；不得借会议、评比、培训等名目收取不合理费用；不得开展要求企业出钱出物的达标、评比和考核活动；不得强制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征订报刊杂志。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投资企业有权决定参加或不参加各部门组织的评比、表彰、捐赠、赞助等活动。
(三十一)规范中介机构的收费行为。各类中介机构要彻底脱离执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遵循公正自愿的原则开展中介服务活动，并按规定标准收取费用。严禁执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强制企业接受其指定的机构从事中介服务。
(三十二)完善公用事业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推行公用事业价格听证制度，凡涉及向企业和群众的经营收费，在制定标准时都应听取被收费对象的意见。加强价格监管，防止少数部门和单位利用职权实行垄断工程服务、强制供应商品等不正当的价格竞争。
六、完善口岸设施建设，提高通关效率
(三十三)改善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各口岸、交通、运输、查验、仓储等部门要加速与国际惯例接轨，树立主动服务的意识，遵守行业自律规定，简化手续，方便客货进出，为企业排忧解难。民航、铁路等客货运输部门，要做到热情服务、文明装御、安全正点，保障企业产品特别是出口商品运输。
(三十四)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实行“提前报验、提前报关、实货放行”的通关模式，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完善口岸电子执法统，搞好无纸通关试点，尽快实现外经贸、税务、工商、海关、边检、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部门联网，建立以海关货物监管、出入境检验疫管理、外汇和出口退税管理为主的、全区统一的进出口企业行政监管电子网络系统。
(三十五)简化口岸验放手续。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联网报关、上门验放、快捷通关和担保放行等便利通关程序。对获得进出口免检资格的企业和产品予以免检；对出口产品质量稳定、质监体系健全的企业，在保证出口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施分类管理。
(三十六)投资企业办理海关注册登记申报、进出口报关及减免税手续，凡有效文件齐备的，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A类管理企业”，优先办理加工贸易、投关验货等手续。对投资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的申报，凡有效文件齐备的做到随到随办；进口设备的规格、数量、包装及残损鉴定(投资财产价值鉴定和大型成套设备除外)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七、健全投诉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三十七)建立投资软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各地政府每年应召开一次座谈会，直接听取外商企业、区外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对当地投资软环境和行政执法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并由投资企业对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管理、工作效率、服务质量、执法水平、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评议，其结果作为各部门工作和机关主要领导业绩的依据之一。监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成立投资软环境监督检查小组，定期对各单位执行本规定情况进行检查。
(三十八)自治区及各地设立企业投诉受理中心，健全企业投诉网络。经贸、外经贸、经协办、工商行政、工商联等部门要设立企业投诉电话，认真受理企业的举投和投诉，并及时立案或转交相关部门查处；对影响较大的投诉和举报案件，受理部门的领导要亲自查办，并在适当范围内通报查办结果。
(三十九)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对投资软环境的监督作用，支持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以及损害投资软环境的行为进行曝光。严禁对投诉和举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打击报复。
(四十)各地、各部门及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本规定。对违反本规定受到投诉、影响恶劣的单位，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对未按本规定要求履行职责或违反本规定受到投诉、影响恶劣的个人，要调离原工作岗位；对严重违反本规定、因工作失误给投资企业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监察部门予以行政或组织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