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等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
银发〔2009〕142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工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为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规范银行卡市场秩序，维护持卡人权益和社会公众对银行卡支付的信心，更好地发挥银行卡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现就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切实规范银行卡发卡行为
（一）认真落实银行卡账户实名制。发卡机构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国务院令第285号发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发布）、《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2号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落实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实名制的通知》（银发〔2008〕191号）等法规制度要求，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确保申请人开户资料真实、完整、合规。要充分利用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验证客户身份信息。未履行责任导致匿名、假名账户开立的，要按反洗钱法予以处罚，造成客户资金损失的，要依法承担责任。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运行前开立的银行卡存量账户要逐步进行联网核查，未经核实的，发卡机构要专门标识，采取更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个人代理他人办卡的，发卡机构必须同时核对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真实身份。无正当理由不允许个人代理多人办卡。对已在银行大量开户或申卡的持卡人申请办卡，要从严审查，并加强风险防控。
（二）控制信用卡发卡风险。发卡机构可通过查询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国银联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资信调查等方式分析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合理确定授信额度。对申领首张信用卡的客户，发卡机构要对客户亲访亲签，不得采取全程自助发卡方式。谨慎发展无稳定工作、收入的客户群体，从严授信。发卡机构不得将信用卡发卡营销业务外包，不得擅自对信用卡透支利率、计息方式、免息期计算方式等进行调整。禁止单位代办信用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加强银行卡交易监测和使用管理
（三）保护持卡人信息安全。发卡机构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防护系统，保护持卡人信息安全。要为申请人提供安全可靠的密码设置和修改服务，密码应能通过柜台、电话银行等渠道快速、安全修改。向持卡人提供对账单及其他服务凭证时，应对卡号进行部分屏蔽（办理柜台业务打印的凭证除外）。发放的银行卡卡片应符合《银行卡卡片规范》（JR0052-2009）和《银行卡联网联合技术规范》（JR0055-2009）的要求。发卡机构应积极发行采用PBOC 2.0标准的银行IC卡，提高卡片防伪能力。经持卡人同意，对大额交易，发卡机构可以采取电话、短信等渠道向持卡人确认或进行风险提示等风险管理措施。对于银行卡信息可能发生泄露的，发卡机构应联系持卡人，提示持卡人尽快换卡或修改密码，不能联系到持卡人且情况紧急的，可采取措施临时锁定持卡人账户。
（四）完善对交易信息的动态监测。发卡机构要建立和完善银行卡交易监测系统，建立持卡人主体交易信息数据库，实现对持卡人信息的风险防控。对信用卡授信额度及分期付款等业务的信用额度应合并计算，统一各项业务指标和风险指标的统计口径。
（五）加强大额、可疑交易信息监测和报送。发卡机构要严格执行反洗钱规定，履行大额、可疑交易报告义务，加强对银行卡资金交易的监测。对同一持卡人大量办卡、频繁开户销户、短期内资金分散汇入集中转出等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反洗钱报送。对有疑似套现、欺诈行为的持卡人，发卡机构可采取临时锁定交易等措施，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确认存在套现、欺诈行为的持卡人，发卡机构应采取止付卡片、追索欠款等措施。
发卡机构要将相关银行卡风险信息及时报送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积极报送中国银联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充分利用共享机制进行风险防控。
（六）严格自助转账业务的处理。未经持卡人主动申请并书面确认，发卡机构不得为持卡人开通电话转账、ATM转账、网上银行转账等自助转账类业务；为持卡人开通自助转账业务时，要向持卡人充分提示开通有关业务的风险，并要对持卡人进行更为严格的真实身份核查，确保实名开户；未履行职责，产生资金风险的，要依法承担责任。持卡人开通电话、ATM转账的，每日每卡转出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人民币。持卡人开通网上银行转账的，应采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安全认证方式，否则单笔转账金额不应超过1千元人民币，每日累计转账金额不得超过5千元人民币。缴纳公共事业费及同一持卡人账户之间转账的除外。
三、进一步强化对受理市场的风险控管
（七）严把特约商户准入关，落实特约商户实名制。收单机构发展特约商户要建立严格的实名审核和现场调查制度，充分利用联网核查身份信息系统、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国银联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等核查方式，核实商户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经办人的个人身份，了解商户的经营背景、营业场所、经营范围、财务状况、资信等，必要时，要向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户开户行或其他单位进一步核实。特别要关注批发、咨询、中介、公益类等低扣率、零扣率商户的审查。
（八）建立健全对特约商户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制度。收单机构要建立商户交易数据库和监控系统，设置可疑交易监控和分析指标，根据特约商户的经营状况和规律，建立风险控制模型。建立对特约商户的定期现场检查制度，对于新签约商户、出售易变现金商品（如珠宝、电脑等）商户，以及发生过可疑交易、涉嫌欺诈交易或涉嫌协助持卡人套现等有不良记录的高风险商户，要提高现场检查频率。严格对消费撤销、退货、消费调整等高风险业务的交易授权管理。
发现有关商户涉嫌违规受理银行卡的行为时，收单机构要及时调查核实，并予以纠正。对有疑似受理伪卡、盗录信息、套现、欺诈行为的，收单机构可暂停其银行卡交易。对确有受理伪卡、盗录信息、欺诈、套现等违法行为的商户，收单机构应立即终止其银行卡交易，并向公安部门报案，将有关情况报告人民银行，将商户和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相关信息报送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积极向中国银联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报送。
对于因管理不善，导致所拓展商户和所布放POS机多次发生故意受理伪卡、盗录信息、套现、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收单机构，人民银行要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
（九）完善收单协议和商户档案管理。收单机构应与商户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协议应包括：收单服务的终止条件、受理机具的使用要求、账户与交易数据保密条款、交易凭证的管理、各类风险损失情况下经济责任的承担等。要建立完备的商户档案，保存商户准入的证明文件复印件、风险评估报告、商户培训、POS机管理、商户信息变化、对商户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控情况等文件资料。要加强对特约商户的培训和风险教育，至少半年一次对商户收银员和相关人员进行义务培训。
（十）严格对收单外包服务机构的管理。收单机构可以委托收单外包服务机构为特约商户提供POS机布放、维修等一项或多项服务。但特约商户的资金清算责任和风险管理责任由收单机构承担。非金融机构作为外包服务机构参与外包服务的，必须具有健全的组织架构、内控制度和业务管理、风险控制措施，有熟悉银行卡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职务，必须执行人民银行有关业务、技术标准。
收单机构要协调程序开发商加强POS终端程序的保密管理，不得将POS密钥管理、下载、程序灌装工作委托给外包服务机构，不得允许外包服务机构以商户名义入网。对于涉及客户信息和交易信息处理的外包服务机构，收单机构不得允许外包服务机构存储银行卡卡号以外的信息。由于外包服务机构的过失，造成发卡机构和持卡人资金损失的，应由收单机构先行赔付，再根据外包协议进行追偿。
（十一）遵守收单市场秩序。收单机构应严格遵守商户类别代码和扣率的有关规定，禁止套用、变造与真实商户类型不相符的商户编码以及多家商户共用一个商户编码和多台终端机具共用一个终端编号。要正确设置并向中国银联注册有关商户信息，在交易处理时向中国银联准确上送，同时确保受理终端能够完整、准确读取并传输卡片验证码。
收单机构原则上不得为经营场所地不在收单机构注册地的特约商户提供银行卡收单服务。如确有因财务、资金清算需要为经营场所不在收单机构注册地的特约商户提供收单服务的，应经收单机构总部审核同意，同时将有关收单事项向人民银行报告。严禁收单机构为了自身短期利益而出现争抢优质客户、一柜多机、不计成本降低商户结算手续费等非理性竞争行为。
四、改进银行卡受理终端的管理
（十二）加强ATM巡检、监控。收单机构布放的ATM终端要符合《银行卡自动柜员机（ATM）终端规范》（JR/T0002-2009）的要求，确保ATM的安全技术防范能力。收单机构要对ATM建立定期巡检制度，及时发现和排除风险隐患。要加大傍晚、夜间等案件高发时段ATM的巡查和监控力度，完善技术措施，创造条件实现ATM的实时监控。要及时向客户提示犯罪分子利用ATM作案的新手段和新动向，提高客户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发现犯罪分子作案痕迹后，各收单机构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并协助破案。
（十三）落实POS机安全技术标准。收单机构要加强对POS机申请、参数设置、程序灌装、使用、更换、维护、撤消的管理，建立覆盖各环节完整的管理制度，规范POS机终端程序的版本控制。要严格落实POS机安全技术标准，各种POS机应符合《银行卡销售点（POS）终端规范》（JR/T0001-2009）的要求。要改善POS机密钥和参数的安全管理，确保不同的POS机使用不同的终端主密钥并定期更换（即“一机一密”）。POS机密钥和相关参数必须由收单机构指定专人管理。未达到要求和没有完成POS机“一机一密”改造工作的地区和机构，必须于2010年年底前完成改造。要严格按照规定设置和保管POS机终端维护人员密码、收银主管密码、收银员密码，并加大密码更换频率。
（十四）控制移动POS机的安装。收单机构应谨慎对待特约商户安装移动POS机的申请，除航空、交通罚款、上门收费、移动售货、物流配送等确有使用移动POS机需求的行业商户，其他类型商户原则上不得安装移动POS机。收单机构要使用更为严格的技术手段，对移动POS机的使用进行有效跟踪和监控，原则上不应允许移动POS机跨地区使用，要屏蔽移动POS商户SIM卡的漫游功能。对于确有移动POS机跨地区使用需求的商户，收单机构要对其进行严格核实确认并经总部审核同意后再予以开通，有关信息要同时向人民银行报告。要加强对移动POS机安装商户的回访工作，如发现商户私自移机使用或超出其经营范围使用的情况，一律取消其受理资格，并将有关信息录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中国银联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收单机构要加强对电话POS等安全性较低的低成本受理终端的管理。
五、提高中国银联防风险服务水平
（十五）建立和完善银行卡风险防控体系。中国银联要建立交易数据记录、分析和监控系统，加强可疑交易监控和分析，对交易风险进行综合、动态评估和分类管理，保护账户和交易信息安全。要加强对受理市场风险的分析和研判，完善对高风险收单机构和特约商户的识别、监测措施。要敦促、协助收单机构加强对特约商户及机具的管理，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特约商户信息注册、登记、风险防控系统。要加强直联POS机的密钥管理和交易功能管理。在2010年年底前按照“一机一密”的要求完成直联POS机的改造。严格按照收单机构提交的入网申请开通POS交易功能，对于收单机构未提出开通联机退货等高风险交易功能的申请，不得擅自开通。
中国银联要加强对其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规范管理，严格执行银行卡相关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将跨行清算业务、收单业务、外包服务业务分离，对因收单和外包服务业务管理不善造成案件和损失的，须承担赔偿责任。要会同成员机构尽快制定信用卡还款、电话POS等现行联网联合业务规范中没有明确规定的跨行支付服务的业务规则和技术标准。未经商业银行同意，不得自行开通信用卡还款、电话POS等业务的跨行交易。
（十六）健全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中国银联要协调各成员机构建立防范银行卡风险的工作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为成员机构报送银行卡交易可疑和违法违规信息、利用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系统提供良好的服务，不断完善银行卡风险信息共享机制。要高度重视风险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对成员机构上报的风险信息及时在系统内共享，并迅速进行风险提示。对于成员机构有关涉嫌伪冒交易的调查请求，应尽快协助调查，并及时向成员机构反馈。
六、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十七）加强部门协调。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权益、维护银行良好声誉、建立诚信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当前形势下支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减少现金犯罪的现实需要。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监会派出机构、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深刻认识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防范和打击银行卡违法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和部门间的协同作用，共同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上防范、治理银行卡违法犯罪行为，建立健全银行卡违法犯罪的联合防控机制。
（十八）人民银行、银监会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人民银行要会同银监会认真查找银行卡业务存在的管理漏洞和风险，不断完善银行卡业务法规制度，尽快制定《银行卡条例》，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出台有关信用卡套现的司法解释，敦促各银行卡经营机构严格执行银行卡业务规范，全面开展银行卡市场的检查、监督。对于银行卡经营机构违反实名制、账户管理、利率管理、银行卡业务安全管理和反洗钱规定的，要依法实施处罚。
人民银行应会同公安部尽快建立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协调两部门及各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的力量和资源，共同成立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办公室，畅通情报信息渠道。
（十九）公安部门应保持对银行卡犯罪的高压态势。各地公安部门要把侦查破案放在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干力量，认真梳理各金融机构移送的犯罪线索，开展侦破工作，力争破获一批大要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摧毁一批伪卡制造窝点。充分发挥服务、参谋职能，掌握银行卡犯罪的新手法、新趋势等情况，及时通报金融主管部门和有关商业银行。要配合检、法部门加强分析研究，为刑事打击提供法律支持。要完善并加强对银行卡犯罪活动形势的分析、研判，提高预防、打击犯罪的整体作战能力。积极受理银行卡犯罪案件，符合条件的，要尽快立案并快速侦破。要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建立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的长效机制，成立联合整治银行卡违法犯罪办公室。
（二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信用卡相关广告的规范管理。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提示广告发布者加强对信用卡相关广告的审查，不得为无营业执照或没有发卡机构授权的中介机构发布信用卡广告。信用卡广告中不得含有“信用卡提现”、“信用卡贷款”、“POS消费提现”、“刷卡取现”、“办卡刷卡一条龙服务”、“代还信用卡透支款”等违法违规提供信用卡办理和提现服务的内容。对发现的违法广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查处。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打击不法中介。不得为企业经营范围核定信用卡咨询、金融咨询、资金借贷等业务，防止咨询类中介企业以金融咨询的名义非法从事信用卡贷款业务。要配合人民银行、公安部加大对违规以信用卡咨询、金融咨询等名义非法从事信用卡贷款业务的咨询类中介企业以及信用卡套现商户的清查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 安 部 国家工商总局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曾凡昌 西南政法大学
关键词: 合同解除 信赖利益赔偿 债务不履行赔偿
内容提要: 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赔偿范围作出任何规定。由于合同解除原因的多样性，导致在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并不能简化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或者债务不履行的赔偿，而是应当考虑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的特殊性，给予个别化的处理，而且基于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也应当给予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7条和《民法通则》第11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律实际上承认了解除合同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是立法并没有对赔偿范围作出任何规定。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赔偿全部损失还是仅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是较少被探讨的问题。我国学者多认为，不需要区分合同解除的原因而一概认定：“合同的解除不影响当事人依法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包括订立合同的费用、信赖利益的损失（准备履行合同的损失）、机会损失、返还支付的费用，同时包括可得利益”{1}。赔偿范围的差异对于权利人的权利维护和损害赔偿利害甚巨，学说上也颇多争议。
笔者认为，传统的观点，即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和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自有其优越性，但是较少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解除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形而发生，违约方具有不同的过错程度，而且守约方的利益期待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加区分地适用任何一种观点，都会导致其合理性被质疑。因此，本文尝试改变“一般化”的分析方法，采取“个别化”的视角，着重分析在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中损害赔偿范围的差异，并试图对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提出一种“个别化”的解决方案。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反思
（一）我国学者采用“一般化”分析方法对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
我国有学者归纳了比较法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关系的规定，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其一，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并存。德国民法即是其例。其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法国、意大利、日本民法均采用此种观点。其三，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瑞士民法即采该观点{2}。笔者认为，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看，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排斥主义（非并存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只能择一主张；另一种为并存主义（非排斥主义），即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但是对于损害赔偿之范围的界定并不一致，可分为两个类型，也就是合同解除与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并存（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和合同解除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并存（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排斥主义与并存主义的分歧在于，合同解除之前和由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是否因为合同解除而不存在，而并存主义的两个类型的分歧在于损害赔偿的范围。
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即全部赔偿原则{3}。按照罗马法的全部赔偿原则，债务人必须对债权人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在解除合同时，赔偿范围不但包括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而且还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1]也有观点认为，不可主张可得利益损害赔偿，因为上述费用是当事人为追求履行利益而付出的必要成本{5}。
在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模式下，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违约损害赔偿之外的损害赔偿{5}34-36。前者在性质上应该是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所应恢复的并非“原有状况”而是“应有状况”{6}。而后者是指在违约损害赔偿之外，因合同解除而使当事人遭受的损害，如返还给付、对给付物进行保管等费用。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模式虽承认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认为可请求的不是债务不履行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而是因信赖合同继续存在而生的信赖利益的赔偿。[2]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质疑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与合同解除的依据有密切关系，应根据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对于合同解除情况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要么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合同解除依据对合同损害的赔偿范围的本质性影响，要么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合同解除情形与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具有相互关联，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的关系{7}。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的情形可以类型化为协议方式的合同解除、预期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在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下，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同。
三、“个别化”分析方法对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
（一）协议解除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范围
协议解除合同是指不存在其他合同解除原因时，双方当事人完全通过自由协商达成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形。协议解除属于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一般认为，协议解除是当事人各自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提议或同意解除合同的，既然选择协议解除，通过双方达成的协议处分了自己的可得利益，那么根据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风险的伦理原则，他也应当负担风险责任。因此，是否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均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商定。但是如果当事人未具体约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前者包括订立合同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因相信合同能适当履行而作准备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后者包括合同解除后返还原物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对给付物的保管、维护费用{8}。
如果存在导致合同解除的其他原因，如存在一方预期违约、实际违约或者合同履行不能等情形，另一方不得不在一方提出的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字的情形，则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协议解除。因为另一方可能并不真正希望合同解除，而是还坚持着合同签订时对合同履行的期待，应作为预期违约、实际违约或者其他的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看待，并确定相应的赔偿范围。
（二）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的范围
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原因在于，合同各方当事人欲获得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当事人之间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存在，二是合同各方均已适当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在非违约方行使解除权并要求损害赔偿时，由于合同已被解除，且合同各方均无需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因此，该损害赔偿就不应该包括对可得利益的损害赔偿，仅使非违约方处于缔约前的状态即为已足。如果允许在解除合同后的损害赔偿中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使解除合同方无需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却能获得合同利益，这将与民法的公平原则相背离{9}。
在发生预期违约的情况下，非违约方也可以在履行期限到来时，视相对方实际违约的情况，要求按实际违约赔偿。笔者认为，如果非违约方没有按照预期违约的规定，行使预期违约的解除权，而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后，根据相对人是否履行及其履行的状态采取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行动时，该合同解除属于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其损害赔偿范围应当是全部损害。
（三）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的范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可能导致合同解除的实际违约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二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三是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合同债务。
在实际违约的情形下，一方的履行利益由于他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而且合同解除还会因返还之债的履行，而产生额外支付费用。因此，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因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前者即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后者是指由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返还性债权债务关系而给债权人造成的额外费用支出，如返还给付物时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占有给付物时对其维修、保管费用等，也谓附带损失{10}。
有观点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权人行使的是合同不履行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合同未被解除时，债权人行使的是合同不履行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1}。笔者认为，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下，所赔偿的不是信赖利益。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不同于协议解除合同，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也许可能具有协议解除的假象或者外观（如在由于违约一方的行为导致合同根本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守约方不得不同意解除合同），但是与双方基于合意而解除合同具有根本性差异。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中，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是合同解除的关键因素，而在合意解除中，双方的共同意志是构成合同解除的关键因素。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情形下，无论是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还是保护守约方在订立合同后对对方当事人的适当全面履行合同的最基本的期待出发，都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该种观点也可以在域外法找到其例证，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3条第5款规定，如果合同变更或者解除的原因是因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另一方有权要求因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引起的损失{12}。根据该法典第15条第2款的规定，损失是指“其权利被侵害的人为恢复被侵害的权利已经或者将要花费的开支、花费或者对其财产的损害（现实损害），以及该人在不发生该侵害的情形下按照通常的民事流转的条件可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收益（所失利益）”。
综上，笔者认为，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不应当赔偿信赖利益的损失，因为在此情况下通过对债务不履行所造成的期待利益的赔偿和合同解除损失的赔偿已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而信赖利益的损失，作为守约方获得期待利益的必要成本已经溶化在期待利益中了，如果再要求债务人予以赔偿，将会导致债务人对同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的双重赔偿。
（四）不可抗力情况下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的范围
在构成不可抗力时，原则上不产生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债务人在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责任。有观点认为，其损害赔偿范围为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所产生的损失{13}。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妥当，此种情形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为因债务不履行所发生的损失和因合同解除所发生的损失，原因在于由于债务人的迟延导致债权人在如期履行的条件下可以得到的利益没有得到。换句话说，在没有发生该迟延履行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得到他对合同履行所产生的利益，这种期待具有现实性和确定性。因此，债权人的期待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四、结语
由于合同解除原因的多样性，导致在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并不能简化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或者债务不履行的赔偿，而应当考虑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的特殊性，给予个别化的处理。在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在预期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信赖利益损失的损害赔偿。在实际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是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和因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不可抗力不能够免除债务人在合同解除时的损害赔偿责任，债务人应当对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和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失全部承担赔偿责任。
注释:
[1]具体论述请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26.；吕伯涛．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56.
[2]《合同法（建议草案）》第104条第2款曾明确规定，虽然没有得到立法的最终支持，但该观点对我国法学界影响较大，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具体论述请参见：高苹．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浅析[J]法学杂志，2006,(1):104.；李永军．合同法案例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115.；朱启超，徐德凤．民法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68.
【参考文献】
{1}吕伯涛．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56.
{2}黄名述，张玉敏．罗马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法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356-357.
{3} 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M]．张文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508.
{4}丁玫．罗马法契约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
{5}孙娜娜．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年硕士学位论文，,2005:34-36.
{6}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序说[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5)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