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
刘君
内容提要 故意杀人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作为形式出现的，但生活中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故意杀人罪也不鲜见。作为一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认定起来都是一个难点。本文着重对三种不同形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进行探讨。
关键词：刑法 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因果关系 义务来源
犯罪是危害社会、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犯罪行为可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形式。所谓作为，是指积极地实施某种动作而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作为就是指消极地不履行某种义务所要求的动作而危害社会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则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犯罪，即负有特定法律义务（不仅仅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能够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因而危害社会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①不作为犯罪又有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分。前者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只能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刑法》261条规定的遗弃罪。后者指刑法规定的既可以由作为形式实施又可以由不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如放火罪、爆炸罪和本文将着重探讨的故意杀人罪等。为了使文章更显条理性，本文在分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时的先后顺序为先阐述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紧接着论述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作为义务的来源，最后重点对三种形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作详细分析、论述。
一、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
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就是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侵害他人生命权利的犯罪。除了应当具备一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外，其构成还须具备以下特殊条件：
（一） 行为人负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
行为人有阻止他为死亡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核心，反映了此种犯罪之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的本质特征。如果行为人对他人无任何阻止其死亡的法律义务（非道德义务），则其就根本不具备成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主体资格。
（二）行为人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
行为人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即行为人有防止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能力。判断行为人有无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必须结合行为当时的客观环境，以行为人本人的能力为依据。
（三）不作为行为与他人死亡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行为人消极地不进行某种义务所要求的动作而发生了他人死亡的结果，这种死亡结果是行为人的不作为造成的，不作为与他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该说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的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近有学者提出“以条件关系和相当关系作为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或作为犯罪客观的归责，是理所当然的”，②笔者同意。在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条件关系即如果行为人为一定行为则损害结果就不会发生，那么行为人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备条件关系，如果行为人为一定行为，损害结果仍会发生，则认为无条件关系。在已经具备条件关系下，还要运用相当关系进行判断，即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通常是否会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可以说有此不作为，发生他人死亡结果的概率有多大。这一概率的判断应当以行为人自身的职业、文化程度、社会经验及周围环境等综合加以分析。如某甲带邻家小孩儿外出游玩，小孩儿不慎掉入路旁小河中，某甲擅于游泳但其也明知小孩儿水性极好便未予救助，不料上游水库违反常规放水，将小孩儿冲走致使其溺水死亡。此例中如小孩儿掉入水后，某甲即拉其上水，则无论后来有何变化，小孩儿均不会死亡，因此，某甲的不作为与小孩儿之死有无前者即无后者的条件关系，但是，是否在小孩儿水性极好且水库一般不会反常放水的情况下某甲的不作为也会导致小孩儿溺水死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某甲的不作为与小孩儿之死并无相当关系，对某甲的不作为不可归责。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只有条件关系与相当关系同时具备时才能认为行为人的不作为与他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
行为人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但是该作为义务来源于何处呢？笔者认为，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一种形式，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的义务来源与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一致的。我国刑法学界对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历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见解，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三来源说。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有：a、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义务；b、职务或业务上要求履行的义务；c、由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③2、四来源说。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有：a、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b、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c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d、由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④3、五来源说。认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有：a、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b、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c、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d、行为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e、在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与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⑤笔者认为，无论是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还是行为人自愿承担的义务，行为人都必然要先实施一个法律行为或自愿承担行为，而后才会引起某种义务。故此二者完全可以归结为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中，实无单列的必要。而将“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义务”视为作为义务，势必无限制地扩大不作为犯罪的范围，易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悖，且这种义务是一般社会公德义务，违反此种义务固然应受道德遣责，但却不应由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经过分析，可见上述义务来源说中的三来源说是正确的，也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但对于这三个义务来源如何正确、合理地界定又存在一些疑难。对此，笔者认为：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笔者同我国现今多数学者意见一致，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不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也包括民法、婚姻法、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但要注意的是，并非违反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都能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尤其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义务来源，只有那些经过刑法认可或要求的，才能视为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所负的作为义务的来源。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担任某种职务或从事某种业务的人，其职务本身或业务的性质就会决定他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 ，如医生对患者的救助义务。3、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这主要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某一行为，从而使行法律所保护的某种权利处于危险状态，而产生的防止危害死亡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
三、三种形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
由于我国刑法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未有一般性的规定，因而许多不作为犯罪包括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在司法实践的认定中往往被忽视，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立法进一步完善和刑法理论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下面，笔者试对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中的几个问题略作分析：
(一)如何认定违反法律明文规定义务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对于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构成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理论界与实务界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是违反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这一明文规定时是否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文也正试图对此加以探讨。试举一案例：夫妻A、B，二人长期感情不和，一日B对A说：“我不想活了”。A说：“随你便，死了更好”。B一气之下跳入自家养鱼池塘中，A虽深谙水性且明知B不识水性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B溺水死亡。本案中，A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本案中有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一、 A是否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呢？
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这一规定应当是夫妻间在对方发生危险时所负作为义务的来源。但学界对此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间有扶养的义务是限于物质上的共享和精神上的抚慰。⑥另一种则认为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但是并未规定有相互救助的义务。⑦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值得商榷，首先，依《现代汉语词典》对“扶养”这一词条的解释就是“养活”，显然“养”是手段，“活”是目的。至于怎能么“养”，如何“养”用什么形式去“养”，则无限制也没有必要限制。尽管生活中物质共享与精神抚慰是最常用的扶养形式，但是最常用的绝不是惟一的，也不是排他的。因此，不应对“扶养”作限制解释将它局限于“物质上的共享和精神上的抚慰”。第二种观点实际上是说扶养不是救助或救助乃扶养形式之外，似有形而上学之嫌，对于成文法中某一词项的理解不可能是孤立地、绝对地仅就该词本身加以理解，而应当通过词语本身结合立法原意深究其终极目的，如前所述，扶养就是养活，当然要以被扶养者生命存在为前提，如果连被扶养者生命都不保护，就根本谈不上扶养义务了。扶养包括救助，如果一味简单地就词论词，那么法律将无从适用，如“打死人”是“打死”不是“杀”，是否不追究刑事责任呢？
二、该“扶养义务”是否已为刑法所认可？
正如前文所述，违反非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并非当然的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而是要该义务为刑法所认可或要求，否则的话也只能要求当事人承担其他责任而非刑事责任。那么，我国《婚姻法》21条的规定是否已为我国《刑法》所认可或要求呢？《刑法》261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作为不作为犯罪的典型，遗弃罪中谁对谁应进行扶养，即谁有扶养义务，当然是来源于《婚姻法》20条（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和21条（父母子女间有相互抚养、赡养的义务）。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婚姻法中的扶养义务是认可或要求了的。但有学者指出：此扶养义务仅仅是在《刑法》261条中得到认可，而不及于其他罪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首先，得到刑法的认可绝不能等同于必须在刑法条文中有文字表述，作为简单罪状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具体描述犯罪特征，仅从“故意杀人的”这五个字中是无法得到该罪的种种表现形式的，甚至连其是否存在不作为形式都无从肯定。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存在是一致同意的。可见，对某一法律条文绝不能停留在其表面文字的简单、机械地理解上。刑法分则是一个整体，既然扶养义务在遗弃罪中得到了认可，而遗弃罪是刑法规定的犯罪，那么就应当能够推出扶养义务在刑法规定的犯罪中得到认可的结论。在不同的犯罪侵犯同一客体（公民人身权利）的情况下，不应机械、教条地理解、适用法律。
其次，单纯地认为“扶养义务”为刑法261条所单独认可，就势必得出在侵犯同一客体的不同罪名中，相同的法定义务在刑法此条文中得到了认可，而在刑法彼条文中又没有得到认可，使得刑法对犯罪的界定失去了同一性和完整性。
最后，作为同样是未尽扶养义务的两个犯罪中，一般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遗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杀人罪却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综上，笔者认为所举案例中A的行为完全过程符合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成立条件。1、A在其妻跳入池塘后有救助其生命的作为义务。2、A有能力实施救助行为而未实施。3、A的不作为合乎规律地导致了其妻的死亡结果的发生，A之不作为与B之死亡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二）如何认定违反职务、业务上的要求构成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从事某项工作的人，其职务或业务本身就要求他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这种特定义务不同于前述的法定义务，前者是以某种特定身份为前提，不论行为人从事什么工作、担任何种职务，只要他具有该种身份就必须履行特定义务，如夫妻间的扶养义务。而后者是以行为人所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职业为前提，它是由有关法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加以明确的，行为人在执行职务或从事业务时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个被教科书作为典型例子的案件是：某市幼儿园保育员王某（女，30岁）于某日下午带领14名儿童外出游玩，途中幼女李某（女，约3岁）失足堕入路旁粪池，王见状只向农民高声呼救，不肯跳入粪池救人。此时，一中学生刘某（男，17岁）路过此地，闻声即跑到粪池观看，并同王某在附近农田内拔得小竹竿一根，经探测得知粪水约有80公分（半人）深，但王、刘二人均不肯下粪池救人，只共同高呼求救，等农民张某赶来跳下粪池救人，幼儿李某已溺死。保育员王某因其职务上的要求而负有保护幼儿安全的作为义务，能抢救幼儿李某而不予抢救，致李某溺死，王某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⑧但是，由于不作为犯罪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还存在许多疑难问题。笔者认为实践中在认定违反职务、业务的要求构成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义务的对象，犯罪作为对公民的行为的一种最为严厉的评价，不应当允许其设定过于宽泛的构成条件，否则就会使任何一公民随时面临犯罪的危险。作为义务的对象必须严格限定在行为人职务或业务的范围内所指向的特定的对象，而不是职务或业务范围内所产生的广义上的所有对象，所举案例中王某如是发现其所带领的14名儿童以外的另一幼女掉入粪池中而拒绝救助，因为该幼女并非其职务所指向的对象，而只是这一职务所产生的广义上的对象，所以她对该幼女便无作为义务，当然也就不会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二是要注意义务的时限，必须是在行为人执行职务或从事业务之时，一般是指工作时间（特殊情况下，如加班、受单位指派业余时间从事工作亦应认为是执行职务或从事业务），因为“职务”、“业务”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作中，工作之外当然无职务、业务可言，自然无作为义务存在的余地，也就不可能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例如某保育员是在下班后看到其所看护的幼儿掉入粪池内而拒绝施救，这种行为便与普通过路人不实施救助一样，仅具有道德上的否定评价，而无刑事责任可追究。
三是对于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原则上应当限于有职责守则条例等明文规定的内容，我国目前部门、行业职责规范化管理尚不健全，因而对于本行业公认的职务、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就不应当以本单位、本行业未作明确规定为由加以否认。还以保育员为例，保育员有保护幼儿生命健康的义务乃该行业所公认，实践中就不能因为个别幼儿园的制度规范中未对其加以明确要求而否认该项义务。
（三）如何认定违反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构成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行为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的行动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就故意杀人罪而言，如果行为人因先前的行为给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危险，而行为人对此具有认识能力，有条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却放任不管，最终致人死亡，则行为人就构成了基于先行行为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笔者以为此种形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须有以下两个特殊条件：1、先行行为具有使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即先行行为具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死亡结果必然发生。2、先行行为有使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性，即他人死亡与是行为人未履行先行行为这一义务所直接造成成的。有学者认为“先行行为必须是在客观上违反义务的，具有违法性，但不必是有责的”，并将其作为第三个特殊条件，论者认为一个合法的先行行为即使产生某种危险，也不构成犯罪，比如甲持刀杀乙，乙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反而将甲砍成重伤，乙眼见甲流血不止，但不予送医院进行救治。这种情况下，乙的行为系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行使行为，是合法的，乙的正当防卫行为并不引起其作为（积极救治）的义务，尽管其行为包含着甲死亡的现实危险性。⑨笔者以为本案中乙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并非因为他的先行行为合法，也非他的先行行为不引起作为义务，而是因为他的不作为行为乃是《刑法》20条3款规定的当然免责行为，即他的不作为行为是阻却犯罪成立的，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行为是两个彼此独立的行为乃是正确认识此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案例：在寒冬的傍晚，甲、乙两人在人烟稀少的山路上因琐事发生争吵，甲拾起地上一木棍打向乙的手臂，并扬言要打死他，乙在防卫躲闪过程中踹中甲的脚踝，使其摔倒并致其踝骨扭伤无法站立行走，甲遂停止攻击行为并哀求乙助其脱离险境，乙则扬长而去，甲终因天气寒冷加之行走不便无法回家而被冻死。若依上述学说，乙之行为并未超过防卫的必要限度，完全是合法行为亦不应引起作为义务，是否无刑事责任可追究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结合本案的客观环境分析，乙的行为完全已致甲的生命处于现实危险之中，此时乙必然由先前行为产生了帮助甲脱离险境的义务，乙未履行此义务，且此不作为行为不符合《刑法》20条3款所列阻却犯罪事由之行为，所以本案中乙的行为是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可见，对先行行为不应过分强调行为的性质（合法与否）。
司法实践中，由先行行为引起而构成的不作为故意杀人案件中，比较常见、典型多发的一类案件当属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因而，正确认识此类案件的特征，做到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先行行为包括违法行为，理论界对此无争议，但是否包括犯罪行为则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但没有义务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自动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则是减免刑罚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负既遂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更严重的结果发生，则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如果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是不合适的。⑩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似有不妥之处，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当然不是说任何先前的犯罪行为都会引起其作为的义务，而是要这种先前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时，才有作为义务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要受到前述第一个特殊条件的制约。此外，笔者认为，作为先前行为，它只能是积极的作为而不可能是消极的不作为，因为作为与不作为是相互对立的，不作为不可能再次引起不作为，既然如此，则可认为当事人存在有两个行为，一个作为，一个不作为，在刑法没有特别规定情况下（如吸收犯、结果加重犯等），让两个行为行到不同的评价并无不合适之处。综上，笔者以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下，只要逃逸行为本身使得受害人生命处于现实危险当中（前述第一个条件），并且行为人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致人死亡就应当追究行为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133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仍然只定交通肇事罪一罪，那么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实践中对此类行为就不能再定故意杀人罪实施并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逃逸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可以说这是由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不过依照此解释，实质上先行行为并非是交通肇事行为，面是“隐藏或遗弃”这一行为，也就是如果行为人肇事后只要不将伤者带离现场后遗弃或隐藏，他就不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实际上仍未对肇事行为本身予以评价。笔者认为现行《刑法》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处罚规定似有放纵犯罪之嫌，建议在修正刑法时应对133条予以修正，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四、结语
本文所着重探讨的三种形式的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问题，至今在理论界还没有取得共识，司法实践中各地也是作法不一，但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性是不容置疑的。本文谨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为题作以上粗浅的论述，不当之处还望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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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业组编《刑事法专论》（上），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740页。
② 广东非凡精诚律师事务所主编《活的法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8页。
③ 左振声主编《杀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④ 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页。
⑤ 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0页。
⑥ 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⑦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篇（三），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1999年9月16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权属管理
第三章 森林防火
第四章 森林病虫害防治
第五章 森林采伐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巩固绿化成果，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森林、林木、林地等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
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监督和管理，依照《北京市绿化条例》执行。
第三条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乡、镇林业工作站在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乡、镇的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
乡、镇林业工作站受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四条 森林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五条 本市根据国家规定，建立林业基金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第六条 森林资源实行分类经营，森林和林木划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
生态公益林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商品林包括经济林、用材林和薪炭林。生态公益林范围的划定由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生态公益林建设纳入本市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计划；人民政府对营造商品林给予扶持。
第七条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每五年进行一次森林资源清查，掌握森林资源消长情况，建立森林资源档案。
第八条 本市森林公安机关负责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国有林场、铁路、公路、水利、矿务、园林等有林单位应当建立护林组织，划定护林责任区，订立护林公约，配备护林员。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森林资源，对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第十一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章 权属管理
第十二条 森林、林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权属：
(一)国家所有的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森林、林木，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单位按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三)法律、法规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森林、林木，归该单位所有；
(四)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个人与个人合作营造的森林、林木，归合作各方共有；
(五)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国家所有；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林木，归该集体所有；
(六)承包林地、租赁荒山、荒滩栽植的林木，归承包方、承租方所有，合同另有约定的，按合同规定确定林木所有权；
(七)私营企业事业单位在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上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
(八)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上栽植的林木，归该农村居民所有。
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确定。
第十三条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区、县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市人民政府可以授权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跨区、县的国有林场经营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登记造册，发放证书，并通知有关区、县人民政府。
第十四条 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十五条 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以及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火烧迹地、采伐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包、转让、互换、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持林权证书、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文件、合同文本等有关资料到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权属变更登记。
第十六条 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的，应当持林权证书、开发规划、保护森林资源方案及其评估意见和其他有关文件，向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七条 本市对林地用途实行管制，严格限制将林地改为非林地。
建设工程和勘查、采矿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林地的，须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核定林木和地上物补偿费，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办理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手续。
征收、征用或者占用林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用于植树造林、森林植被恢复和森林资源管护。
第十八条 未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改变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林木、林地的权属和用途。
第三章 森林防火
第十九条 本市实行森林防火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和当地驻军，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本辖区森林防火工作。
第二十条 林地划分为三级防火区：
一级防火区是指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区、特种用途林地和千亩以上的有林地。
二级防火区是指一级防火区以外的成片有林地。
三级防火区是指护路林、护岸林、宜林地和农田林网。
第二十一条 有林单位应当建设森林防火设施，建立防火组织；一级、二级防火区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森林扑火队。
第二十二条 每年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为本市森林防火期。
森林防火期内，按下列规定实行用火管制：
(一)一级防火区禁止擅自野外用火，并对居民生活用火加强管理；
(二)二级、三级防火区禁止烧荒、点篝火、烧香烧纸、野外烧烤；
(三)在山区林地作业和通行的机动车辆，必须严防漏火、喷火；严禁司乘人员丢弃火种。
因特殊需要在一级防火区生产性用火的，须经区、县人民政府或者区、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核发用火许可证。在一级、二级防火区组织大型群众活动的，应当制定防火措施，并报市或者区、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在森林防火期内，根据高温、干旱、大风等天气预报，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确定并公布本市森林高火险期。
在森林高火险期内，各级森林防火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禁止携带火种进入森林和林地。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必须立即组织扑救，并迅速逐级上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第二十五条 森林公安机关应当加强森林防火工作检查，对有森林火灾隐患的单位，责令限期改正、消除隐患。
第二十六条 森林防火经费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
第四章 森林病虫害防治
第二十七条 本市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建立无检疫对象的林木种苗繁育基地和母树林基地；依法实行产地和调运检疫，防止检疫对象传播；对新传入的危险性病虫害采取封锁和扑灭措施。
营林单位育苗或者造林，不得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的林木种苗。
第二十八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机构应当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发布森林病虫害趋势预报，提出防治方案。
第二十九条 森林病虫害防治，按照“谁经营、谁防治”的原则，由营林单位或者个人负责。
发生暴发性或者危险性的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临时指挥机构，采取紧急除治措施。
第三十条 生态公益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纳入市和区、县财政预算，商品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由营林单位或者个人负担。
发生大面积暴发性和危险性的森林病虫害，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和营林单位或者个人共同负担防治费用。
第五章 森林采伐
第三十一条 禁止采伐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天然林，其他森林、林木采伐应当严格控制，实行限额管理。
市和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在采伐限额内核发采伐许可证，不得超限额审批。
采伐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地点、树种进行采伐，不得超采。
第三十二条 采伐林木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及采伐薪炭林除外。
市林业、公路、铁路、水利、矿务等部门和部队采伐林木，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他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或者个人采伐林木，由所在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采伐林木的审批权限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林木采伐许可证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三十三条 每年10月15日至次年3月31日为本市林木采伐期。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二)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实验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禁止采伐。
在非采伐期内，因特殊情况需要采伐林木，须经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国有林场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持林权证书并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文件。其他单位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持林权证书并提交具有采伐目的、地点、林种、树种、林龄、株数(或者面积)、蓄积、方式、更新抚育措施等内容的文件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三十五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育林费。
第三十六条 因特殊情况需要移植林木的，应当经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施工。
第三十七条 根据国家规定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应当加强木材运输检查和森林植物检疫检查。
第三十八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挖砂、取土、筑坟、堆物堆料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在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和封山育林区内砍柴、放牧。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3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将林地改为非林地的，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未经批准将林地改为建设用地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未经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造成林木损害的，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至5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用火规定的，按照《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森林火灾隐患的，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按照《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越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由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不再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直到其完成更新造林为止；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移植林木的，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情节严重的，按照滥伐林木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毁林开垦或者毁林采石、挖砂、取土、筑坟、堆物堆料及其他毁林行为，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幼林地、特种用途林地和封山育林区内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市或者区、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
第四十九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有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森林资源的损失鉴定，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专业机构承担。鉴定标准，由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
1985年8月3日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10月15日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修正的《北京市农村林木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