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２００７〕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七月八日
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１）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２）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３）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五、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２）赌资来源；（３）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４）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八、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２）是否实际使用；（３）借用时间的长短；（４）有无归还的条件；（５）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九、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十一、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十二、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依照本意见办理受贿刑事案件，要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惩处少数，教育多数。在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同时，对于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关于歧视以及同命不同价的思考
孙英哲
歧视是当前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产生原因可能是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我认为，当今社会的歧视有两种：消极歧视与积极歧视。其划分标准是歧视者有无将自己的歧视行为上升为社会行为，有无对被歧视者造成伤害的行为，有无造成社会影响。歧视行为若属前者，则歧视他人者的行为应当适用于法律；若属后者，因为其歧视行为未形成社会行为，还只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不满足“法律是社会行为规范”这一要件，所以不能适用于法律。而就前者来看，歧视应当属于侵权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非法人之间一种关系，因而可能是一种民事关系，适用于民法或行政法。所以，除了“歧视行为违背了《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责任法”之外，“被歧视者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也是对“歧视”行为定罪的要件。
有观点认为，歧视分为私人歧视和国家歧视，不忙讨论这样分类有无道理，还是先分析一下他们吧。私人歧视正如上文提到的，形成社会行为才能适用法律，反之不适用。比如：“我”讨厌河南人，如果“我讨厌河南人” 这一内心想法只停留在意识层面，也就是说河南人没有因此而被我伤害过，那么我就不需要受到法律惩处；而如果我将这一想法上升为行动，“我”一见了河南人就给一顿耳光，那么河南人就有理由起诉“我”。国家歧视是不应当存在的，不仅因为国家歧视必然符合“社会行为”这一要件，还因为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相当于与国家定了契约 ，通过纳税来兑换国家对我们人权的保护，国家歧视我们的话不仅没有保护我们还对我们进行侵权，这就是违约。所以私人歧视不一定受法律制裁，国家歧视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然而，我们如果用主权在民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歧视”其实不存在。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属于大多数的人民。国家如果歧视一定不会歧视大多数人，反而是在大多数人的授意下“歧视”少数人，但此时我们就不能说“歧视”了，而要说“限制”。我们可以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类推：199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 是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对侵权行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为人行为的本身是合法的，即使该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就不能界定为侵权行为。被我们认定为国家歧视的国家的某些做法基本上都是“照章办事”,都能够找到法律依据，所以基本上都是合法的，所以不论事实怎样，国家侵权本身是个错误概念。
了解了歧视的对象、分类、性质、后果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歧视存在的原因。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次原因只需用一条原理概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我想换个更感性的方式来解释它：社会的供求关系不平衡决定了歧视的存在。这里的供求不是指经济上的供求，而是指社会对某些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诱导产生与需求。例如，社会发展诱导产生了许多大学生，然而大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于是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所以造成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地位的不对等，用人单位自然就会优中选优，哪怕他只需要一个只会打字的小秘书，如果是两个大学生竞聘该工作，一个英语过了六级，另一个连四级都没过，虽然那工作可能没有对英语的要求，但是相同的工资下，老板为什么不选最牛的那个过了六级的同学而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个只过了四级的学生呢？这样固然对四级学生产生了歧视，但这是有理有据的。而如果供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数量不足以补充社会职位，也许就该轮到学生去挑选用人单为，去歧视用人单位了。再如国家实行梯级税率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情况，这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通过限制穷富分化来达到相对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社会健康持久发展”的需求，而目前社会供应的“是穷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情况，供求关系发生矛盾，所以就迫使国家进行税率调节。由此看来，“社会歧视”的调节手段就包括以下二种：1.自然调节。正如上文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歧视关系及其转化，它不限制方向，是一种消极的调节，“多溢少补”，最终是要达到平衡状态。2.自然调节刺激或指导下的人为调节。正如上文国家税率调节，它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因为它往往是人们为避免社会到达自然调节产生的消极机制点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损失、最大限度维持社会平衡而做出的。如同一个钟摆，我们在它还未摆到最高点时就人为地阻碍它的运动使它尽快回到平衡点。这样的调节是我们为尽量避免消极结果而做出的超前调节，一般都是有方向的。
上文说到，歧视分为国家歧视和私人歧视。而在国家歧视中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就是“同命能否同价”。
我这里有某网站对此做出的一项民意调查：
问题1：你是？（单选题）
GG 33.0％ 175票
MM 66.9％ 355票
问题2：你的年龄？（单选题）
20- 34.6％ 184票
30- 48.0％ 255票
40- 17.3％ 92票
问题3：你对同命不同价的看法（单选题）
城市水平高，应该比农村赔偿高 46.8％ 249票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同价 38.6％ 205票
不好说 14.5％ 77票
由资料看来，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也很大，没能形成绝对压倒性意见。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许多法律概念问题与伦理问题。
1. 生命权问题。
我认为生命权就是我们获得生命之后保持自身生命存活的权利。这个权利是自然赋予的，即天赋人权，具有公理的性质，不能等同于国家法定的除人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因为那些权利都是我们在无形之中与国家达成社会契约后获得的，是法赋权利。所以它只能得到法律认可，而无法真正得到法律有效保护，毕竟，法再大，也没有回天之术使人复活。
2. 生命有无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没有价值。首先，价值是商品才有的属性，承认生命有价值无异于承认生命是商品，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其次，怀着对我国法律概念之匮乏的理解，我们姑且按照大众想法来理解价值，暂时同意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想请问，生命的价值怎么算？按金钱吗？生命不是商品，没有包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不能用钱算。那用什么算，好像我们计算价值的单位只有金钱而已。我觉得生命是以生命权的形式来计算的，单位是“次”，天赋人权，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恰好也印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个人，不论是活20岁，还是活60岁，放在万古流长的宇宙里只能算作沧海一粟，最终都会被抽象为一点，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线，活20岁还是活60岁在哲学上没有什么实质差别。所以，如果生命能够衡量，只能以“次”为单位计算。
3. 生命权能不能赔偿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生命权到底是谁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迷惑，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生命归我们使用就判定生命归我们所有，生命为什么不归“自然”所有呢？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创造的，也许我们占有的只是生命权的使用权，而“自然”才占有了所有权。如果是这样，侵权人应当赔偿所有权主体，补偿使用权主体。那么我们如何向自然赔偿呢？或者，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向自然赔偿，因为自然不需要我们赔偿，人从生到死的过程其实就是自然把生命权借出和收回的过程。不管人活得如何，如何死的，生死都是必经的过程，所以生命权的流动过程不会因人的生命过程出现异常而异常。所以生命权的所有权不用赔偿。
那么，生命权的使用权又如何补偿呢？既是补偿，就是说生命权的使用权不需要也不能被挽回，只能用其他等值的东西来补偿损失。上文已经讨论过，没有与生命以及生命权等值的东西，那么就取其次，用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的心理预期来做标准，可是这让法官如何裁量呢？这显然是个大难题，不过，幸好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要补偿，只能补偿给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然而主体已经离开人世，对方还怎么赔？
有人说，应当将对生命权的补偿作为遗产转移给受害人的亲属。我们对某些权力作补偿是因为想去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我们将补偿简单地继承转移给他人，受害人又获得了什么？受害人因权力消失而留下的权力真空还是无法弥补，那么补偿就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所以这种补偿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看来，生命既无价值，又无法赔偿，那么死人就应该吃哑巴亏吗？这又让全社会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岂不是会沦为粪土吗？显然不是。死人当然不会吃哑巴亏，生命因其性质特殊无法挽回，但这不代表侵权人不用负责任，我建议应当用刑事惩罚来惩罚侵权人，以此来告慰、抚慰死者。同时，一个人丧失生命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人权的内容除了个体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我建议我们在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受害人之外，还应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全人类，一次真正实现对生命的尊重，要让人们懂得侵犯他人生命权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真正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在这个主题下的告慰性质的刑事处罚因为没涉及到钱，所以不会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引起争端。
此外，侵害他人生命权还涉及到补偿与他人关系密切者，如亲属。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各种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一旦生命被侵害人终结就意味着不仅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会被侵权。受害人生前可能是丈夫，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互助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父亲，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教育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子女，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单位里的核心人物、关键技术人员，死后单位自然要承担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应当受到赔偿。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社会位置不一样，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赔偿而言，“同命不同价”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
除上述赔付以外，我们还应当计算出受害人的生养成本，“生命无价”不代表“生活无价”。说句法外话，每个人都是一件投资品，环境尤其是家庭为我们做了很多投资，教育投资、情感投资……如果我们突然失去生命意味着环境为我们所作的投资全部付诸东流，那么投资方的利益就受到严重损害。生养成本，即环境投入应包括两大部分：国家投入和个体投入。国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提供了很多福利、教育，同样也需要补偿，这是长久以来在涉及到生命权力的赔偿活动里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体投入包括精神投入与物质投入。精神投入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神损失费的形式补偿的，我觉得不妥，因为精神损失无法科学地量化，个人觉得精神损失费的数目都是非理性的判罚结果，容易干预司法公正，而且我还觉得这只是物质补偿的一个借口，只是为了形式上更好看，或者因为各地目前对人命赔偿官司的规定中可能对抚恤金规定了上限，受害方律师转打精神损失费可能会给受害方带来更大利益。我认为补偿精神损失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侵权人负担受害人家属心理治疗费用，直至受害人亲属脱离心理阴影为止。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用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理作对受害人亲属的抚慰手段，这样虽然可能会出现与用以告慰受害人的对侵权人做出的刑事处罚之间出现法律竞合的情况，但是如能从民事与刑事两个方面来抚慰受害人家属，就会更全面严肃地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属权益，更能彰显法律对生命权、甚至是人权的重视，更能引导社会尊重生命。
搞明白生养成本的内涵之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即生养成本的算法。国家投入应当根据各地教育成本等标准来量定赔付额，各地标准不同，“同命不同价” 于此自然是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而且这个不是目前的争议重点，我们没必要详细讨论。我们目前着重要讨论的是个体投入之赔偿。个体投入中的精神投入之赔付已经上文说过，那么其实真正麻烦的就是个体投入中的物质投入之赔付。这个物质赔付一定要精确，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像现行法律简单武断地按户籍来定标。
其实我们经过仔细探究之后是不难得出结论：“同命不同价”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此“不同价”非彼“不同价”，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价格”算法一不小心被社会现实中武断、理亏的“价格”算法偷换了概念，搞出了平等原则与“同命不同价”之间子虚乌有的矛盾，造成了社会大众对“同命不同价”的误解，这需要立法者深刻反省。
以上是我的赔付方法。现行法律一些学者还有不同观点，下面我来一一分析。
1.以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在研究死亡赔偿金时注意到，死亡所赔偿的，应当是生命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死亡而减少的财产收入。因此，真正的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应当是死亡人的‘余命’，即一个人应当生存的年限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造成死亡结果而没有享有的生存年限。”
他观点中的价值一词的概念，我们先撇开不管，只说说观点性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