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采购亟待司法监督/苏秋琳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16:49:57 浏览: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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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01-15 09:19 作者: 苏秋琳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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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采购市场亟待司法介入
———读谷辽海《法治下的政府采购》
日前，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聘政府采购专家谷辽海先生撰写的政府采购系列丛书第三卷《法治下的政府采购》（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版）问世。该书针对我国的两部公共采购法即《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所存在的制度缺失、公共采购市场中存在的“黑箱操作”和“权力租金”等交易现象，逐一进行了全面论述和深入分析，为司法机关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务支持。
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采购市场主要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采购主体利用公共资金，通过公开招标等采购方式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而形成的公共交易市场。那些虽非利用公共资金，采购主体也非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但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等事关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稀缺资源采购，也属于公共采购市场的一部分，必须通过强制招标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在国家权威媒体上公开披露所有采购信息，以保障透明度和公平。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规范公共采购市场的两部法律，但在作者看来，现行公共采购制度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无力遏制“权力租金”：其一，招标公司为“权力租金”提供了合法场所。不论是我国《招标投标法》还是《政府采购法》，均允许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代理公共采购业务。这在国外的公共采购制度中是非常罕见的。我国现行法律对招标公司的法律定位是中介代理机构，表面上来看，采购人似乎不掌握公共采购项目的最终决定权，供应商获取公共采购项目不是直接从采购人的手中拿到的，而是由招标公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获得的。但实际情况是，在公共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掌握“权力租金”的采购人选择招标公司的余地非常大，同时，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招标公司为了获得采购代理业务，必须支付相应的“权力租金”，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招标公司为了支付“权力租金”，就只能从供应商身上下手。哪个供应商给付的酬谢最高，就将采购项目给谁。其二，评标专家制度为“权力租金”的实现提供了方便。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采购人?指招标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通常指名称各异的招标公司?不得在评标委员会推荐以外的供应商中确定中标、成交的供应商。由于评标委员会是由招标公司临时组建的，评标专家也是由招标公司聘请并给付酬金的。因此，评标专家不能不听从招标公司的意见，丧失了站在第三方立场公正选择适格供应商的独立性。而且，采购项目评标一结束，评标委员会就解散了，不可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这正如一场宴会，招标公司邀请大家聚餐，吃完了就散宴。在现行的评标专家制度下，通常选择投标报价最高的供应商为合格供应商。为什么不选择报价最低的供应商呢？因为“权力租金”通常是在投标供应商最高报价与最低报价的差额中获得的。比如，１０００万元的工程，有的供应商报价８００万元就可以完成采购项目，有的报价９００万元，有的报价６００万元。在这些不同的报价中，最低报价６００万元的供应商往往会败下阵来，通常报价９００万元的供应商就有希望中标。两者之间的差价３００万元就是“权力租金”。
由于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隐蔽性，目前普遍存在的这种“权力租金”现象通常还不为人们所关注。对此，作者指出，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尤其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公共采购所存在的法律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将廉政制度建设延伸到公共采购领域里，在这一领域里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提高公共采购对象公开招标的透明度，保护广大供应商的合法权益，从而使我国的公共采购市场有序地、健康地发展，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0年12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0年12月)
最近，河北等五个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分别共补选了9名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旭东（河北）、钮茂生（河北，满族）、乌云其木格（内蒙古，女，蒙古族）、杜耀敏（河南）、徐宪平（湖南）、马飚（广西，壮族）、李金早（广西）、林国强（广西）、黄方方（广西，壮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王旭东等9人代表资格有效。
自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以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逝世1名：黄启璪（女，重庆）。罢免3名：丛福奎（河北）、张二辰（河北）、柯家庆（广西）。
现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83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12月28日
法官调研存在的不足
骆玉生
近年来，一些法院法学研究的风气空前高涨，不但公开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发表不少调研、宣传文章。有的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也办起了自己的内部资料性质的“法学刊物”。或定期出版本院的论文集。这为大力推进法官职业化，打造学习型法院，打造学者型、专家型法官，无疑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现象也是可喜的。然而，当你在细读这些来自审判、执行一线的法官撰写的论文时，却有一丝忧虑涌上心头。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少数质量较高外，有的空洞无物，有的仿佛是专家、学者的言论，脱离审判实际，也有的质量较低。笔者认为，这样的法学研究有违法学调研的初衷，走进了法学调研的误区，存在着不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这么几种形式：
一、纯粹完成任务。 一些法院在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过程中，对于法学研究比较重视，甚至把撰写法学论文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票否决权”。少数法官处于无奈，知道不进行“法学研究”不行，但又苦于自己法律修养和文化储备不足，只好东拼西凑，这里摘一点，那里抄一点，凑成的文章前后不一，自相矛盾。这些文章或者不如作者其人，给人感觉没有自己的东西；或者将学者、教授论述过多遍、早已形成共识的问题拿出来，当作新观点、新见解来“炒剩饭”，“吃别人嚼过的馍”，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可想而知，这样研究出来的作品质量会有多高。而我们的法官作者则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法学研究”任务，可以“交差”了。
二、法学研究重视形式，虚于内容。这几年来，社会上，学术界不良风气比较盛行，理论研究过度泡沫。反映到法院就是法官们法学研究中的盲目与幼稚。由于现在学术成为时尚，理论研究仅存形式，内容趋于平庸，成为功利和沦为权势的附庸工具。法官也难免不受学术界这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法院对法官们的法学研究引导不力，存在着误导。一些法院在内部刊物用稿、论文评奖过程中盲目跟风，讲究文章的篇幅绵长、制作华美，追求所谓的学术价值，而忽视了论文的实用价值。有的甚至令人哭笑不得地将引注多少作为文章优劣的依据。这种误导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不良文风的盛行，追求研究形式的存在。
三、法官的法学研究脱离实际。法学的源泉在于实践。法学理论包括理论法学和运用法学。法官进行理论研究的优势，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法官每天都在审判、执行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必然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法律的冲突与漏洞。而这些问题正是立法者和学者们怎么苦思冥想也难以穷尽的。这是法官进行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法官的优势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但从学术观点的激进与学术资料的占有上看，法官永远比不过学者。而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方面来讲，学者未必能胜过法官。因此，法官在法学研究时，应该扬长避短，立足司法实践，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实用价值，这才是法官在法学研究方面的理智与成熟的标志。
四、法学研究论文质量不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法官的要求一直不高。法院工作人员的进院渠道较多，使得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法官是文官，不仅要掌握法学理论知识，更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而法学理论知识和语言文字功夫并非一时就可以提高的。因此，在一些法官的论文中，就存在着标点符号不规范，语句不通顺的现象，有的甚至整个段落一逗到底，也有的随意生造不规范的“新词”和缩略语。你读了这些文章，能虽然够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总觉得文句不够通顺，少有令人愉快的感觉。
如此说来，在加强法官职业化的今天，要打造学习型法院，打造学者型、专家型法官，在法学调研这方面不能忽视上述不足，应该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审判、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同时，也要逐步提高法官的语言文字功夫，以便于写出较高质量的法学论文。从而使法官们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为人民的审判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